制造業外遷博弈：超40%在華美資企業考慮外遷供應鏈
http://www.199rrr.com 2019-12-24 08:47 來源：《財經》王曉霞 蔡婷貽
導讀：隨著東亞、東南亞和南亞、南美等國家參與全球價值鏈的速度提升，中國“世界工廠”的絕對優勢地位有所減弱，部分制造業加速外遷。中國應當警惕全球價值鏈、產業鏈的異動，全面評估其影響，特別是在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結構調整和就業方面的負面效應，以便有效應對
經歷一波三折，中美第一階段經貿談判在2019年12月中旬取得實質性進展，關于貿易摩擦再升級的擔憂暫時得以平息。但去年3月底以來美國挑起的中美經貿爭端相關加征關稅、科技禁令、加劇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等措施，正在攪動全球制造業價值鏈布局，加速了部分制造企業由中國內地向外遷移的步伐。
“公司今年在越南、柬埔寨還會建兩個工廠，進一步將來自美國的訂單（占該公司總訂單的30%以上）轉移到國外生產。”國內某紡織業跨國公司一位副總經理告訴《財經》記者，這既符合近些年來公司向東南亞擴張的戰略，也可以規避美國加征關稅的成本。
據一位接近財稅界的知情人士透露，經過近兩年的關稅博弈，企業被迫搬出或正在搬出中國市場的速度在加快，毛利率低于10%的中國外貿企業受中美關稅的影響更甚。
多位專家表示，越來越多的跨國企業開始考慮產業鏈的調整。這可能加快中國的產業轉移速度。有貿易專家估算，中國國內增加值占比較高的往往是勞動密集型行業，比如紡服、家具制造、電子設備、計算機等，這些制造行業的轉移壓力相對更大。
這意味著，全球價值鏈的重構不僅關系到產業空間結構的趨勢性轉變，也對各個經濟體國際分工、未來產業格局的調整帶來深遠影響。近十年來，東亞、東南亞和南亞、南美等國家參與全球價值鏈的速度提升。而中國“世界工廠”的絕對優勢地位有所減弱。據京東數科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分析，受中美貿易爭端以來“轉出口”效應和部分產業鏈和投資轉移的影響，以越南為代表的東南亞國家有著相對較好的表現。越南和中國臺灣地區對中國出口的替代作用逐漸顯現。2019年前七個月，越南對美出口增長近三成，自中國進口增長近兩成，2019年三季度越南更是實現了7%的GDP增長。
2018年7月以來，美國總統特朗普時而加稅、時而宣布中美將達成協議的反復態度，迫使多年來以穩定、成本和規模為主要考量的制造供應鏈出現新的布局邏輯。跨國企業開始意識到地緣政治對經貿活動的影響甚于以往，亞洲經濟體在二戰后形成的“雁行模式”正在出現新的圖像。
新加坡AT貿易咨詢公司（AT Trade Advisory）負責人周美玲（Angelia Chew）對《財經》記者指出，很多產業的供應鏈布局今年以來都在積極尋找替代制造供應新來源，以應對隨時可能出現的地緣政治變化。她指出，供應鏈同業現在不斷尋求方案的多元化和彈性，“如果什么事發生要用哪個運輸路線，（采用）哪個替代方案”，這已經不只是有B計劃，還要有C計劃和D計劃，非常關注貿易戰的進展，而且需要更加深入研究各國的貿易法規。
貿易摩擦的影響帶來的全球產業鏈新變化已滲透到細微之處。外包平臺Sourcify負責人萊斯尼克（Nathan Resnick）也告訴《財經》記者，除了東亞國家的制造業企業開始更多進入供應鏈外，南美洲國家的制造業企業也開始加入到制造業陣營，他最近就考察了哥倫比亞的服裝加工。
諸多企業和供應鏈咨詢專家均反映，中美貿易戰讓跨國企業學到最重要的一課就是原本以成本和規模、單一供應為首要考量的產業布局已經轉變成：不能將所有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供應鏈需要足夠的彈性來應對任何可能出現的國際情勢變化的新邏輯。
周美玲解釋，這樣的邏輯在貿易戰之前實際上已開始緩慢醞釀。不少跨國企業此前就有些擔心過于依賴中國制造，加上后來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和人工成本不斷上漲，供應鏈布局的負責人開始從風險管控的角度思考調整產業鏈，中美貿易摩擦只是加速了這些企業多元化安排的步伐。
不過，多位專家和機構預測，由于中國制造業體量大、產業鏈完備，當前承接國一時難以匹敵中國，未來轉移的方式更多是分散的、局部的，外遷周期或許更長。供應鏈重新布局需考慮包括原材料、勞動力、基礎設施、物流和進口國關稅等因素，短時間為了加征的關稅進行調整對任何企業都充滿挑戰。況且國內龐大的消費市場也能夠消化部分制造產能，一定程度減緩了轉移的規模和速度。
投資銀行高盛的一份報告估算，設立一個新廠址需要3個-6個月、蓋廠房到正式投產需要18個月、安排原材料采購、物流、生產，改善工人的技能和文化磨合，這都意味著完整的搬遷至少需要兩年以上。因此，國泰君安的研究報告認為，根據日本、韓國的經驗，一般產業的外遷大約需要10年的周期。
萊斯尼克指出，比如印度制造，目前的品質仍不太穩定。為了應對中美貿易戰的關稅效應，美國品牌商，如蘋果、家具Home Deport和亞馬遜等將最后組裝轉移到東南亞，來不及轉移的則與國內供應商重新談判價格，畢竟貿然轉單的風險可能更大。
對中國而言，目前應當警惕全球價值鏈、產業鏈因貿易戰和局部政局動蕩等因素出現的異動，全面評估產業鏈、價值鏈即將發生的變化及影響，特別是其對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結構調整和就業方面的負面效應，以便有效應對。
更現實的問題是，全球和中國產業鏈下一步調整，使中國加快改革開放和營商環境優化的行動更為迫切。中國只有加快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的步伐，切實提高地方政府的服務意識和誠信意識，進一步降低企業成本，尤其是要素成本，穩定社會預期，才能不斷激發中國實體經濟的活力，留住“中國制造”。
成本因素推動制造業外遷
中國美國商會（AmCham China）針對239家在華美資企業的調查顯示，22.7%的公司將把供應鏈從中國轉移出去，19.7%的公司正考慮將部分或全部制造業遷出中國，33.2%的公司將推遲或取消其投資，只有2.9%的公司將增加其在華投資。
據普華永道針對中國大陸臺資企業的調查，40%的企業計劃調整其供應鏈和采購策略；39%計劃將未來的投資轉移到其他市場，29%計劃將生產轉移到其他國家。
“富士康高管在今年6月份表示，富士康在中國之外有25%的產能，并且正在對印度進行投資，它有能力把所有美國需要iPhone的生產移出中國。除了越南和印度，墨西哥、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也在考慮之列。”北京聯訊動力咨詢有限公司總經理林雪萍告訴《財經》記者。
“近期，富士康在印度欽奈附近的工廠已開始全面生產iPhone XR，計劃會增加iPhone 11的生產，而最先進的iPhone 11 Pro和iPhone 11 Pro Max也有可能在印度生產。”他說。
在印度諾伊達的一家手機工廠里，工人正在檢測手機。圖/法新
全球律師事務所貝克麥堅時4月發布的“極度復雜的年代”商業投資報告調查了600名亞洲區高管對未來投資的態度和考量，報告顯示，93%中國區高管正考慮重新調整布局，其中18%已經開始調整他們的生產和供應鏈。另外，94%的日本區高管也表示開始思考生產和供應鏈布局。受訪的日本高管指出，貿易戰造成供應鏈的延誤，直接傷害了產品的品質，因此他們不得不為產品尋求生產的替代方案，目前首選目的地為東南亞。
目前中國在全球供應鏈、產業鏈、價值鏈中地位的變化面臨三方面挑戰或機遇：一是遵循百余年來制造業產業漂移的規律，中國的部分制造業早在幾年前就已開始向低成本國家轉移；二是2007年-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全球價值鏈正在縮短，一些產業的全球價值鏈正在向區域價值鏈轉變；三是科技進步正在以更快的速度改變著人類的需求進而重塑產業結構，行業興亡更替比以往更加快速，機器對人力的替代也日益成為挑戰。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美歐所首席研究員張茉楠向《財經》記者表示，無論中美貿易摩擦是否持續，全球制造業產業鏈的重新配置、不同區域之間的產業板塊重構等趨勢都不可逆轉，這將深刻改變國家之間貿易與產業分工的聯系。
全球價值鏈板塊開始向區域內貿易和區域價值鏈轉化最為明顯。作為全球最大的中間品貿易國，在全球價值鏈和貿易循環中發揮樞紐和節點作用的中國，現在的位置出現微妙變化，國內中低端制造業向越南、印度等低成本國家轉移的速度有所加快。
“據越南官方數據，在對越新增直接投資的51個國家地區中，中國位居榜首，投資額占比達24.6%。中國也連續三年成為馬來西亞制造業最大外資來源地。”周美玲說，東南亞正成為勞動密集型產業重點轉入地。此外，印度也是中國制造業產業轉移的熱門國家。
全球管理咨詢公司麥肯錫年初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參與全球產業鏈分工過程帶動了亞洲國家的就業增長。印度、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和越南就業增長幅度高達4%，柬埔寨、孟加拉國漲幅高于5%。
從歷史的視角看，自英國工業革命以來，制造業特別是中低端制造業產業在全球范圍內由成本較高的國家向成本較低的國家轉移，是客觀規律。北京大學教授張帆在其著作《產業漂移——世界制造業和中心市場的地理大遷移》中分析認為，制造業在各大洲之間持續進行的地理轉移以英國為出發點，東西對進——東進轉移到德國和俄羅斯，西進轉移到美國后又依次轉移到日本、亞洲“四小龍”，最終兩條路線在中國對接。
近年來中國的制造業特別是中低端制造業正在向低成本國家轉移，中美爭端可能加速這一遷移的步伐，從而使國內就業承壓。從美國、日本的歷史經驗看，制造業產業轉移對就業的影響不只是短期的，而是長期的、結構性的。
對這個趨勢，河北大學日本研究所教授馬文秀在其《日美貿易摩擦與日本產業結構調整》著作中分析，日本上世紀70年代-80年代的三次對外直接投資高潮，的確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日美貿易摩擦，促進了日本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傳統產業轉移，新興產業成長，出口競爭力提升，但也引發了日本產業結構空心化。
“隨著日本產業大規模向外轉移，生產替代效應、出口替代效應和逆進口效應對日本國內產業機構調整產生了不利影響，表現在隨著日本生產環節的向外轉移，日本企業在海外吸收勞動力會相應減少對本國勞動力的需求。”馬文秀分析。她表示，據原日本通商產業省1988年預測，海外直接投資發展將使1995年日本國內就業機會比1987年減少近60萬人。
“而且由于各國對勞動力自由流動的限制，以及由于傳統產業工人不能及時獲得參與高新技術的技能，結果造成日本國內結構性失業更多。”她警示。
美國亦然，從奧巴馬政府到特朗普政府，美國社會呼吁制造業回流美國，背后反映的同樣是美國經濟結構中就業需求與其人力資源結構不匹配的問題。20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初在制造業的生產達到頂峰后，美國經歷了中低端制造業由中心城市向周邊地區轉移、進而向亞洲轉移的進程，同時包括傳統的勞動密集型服務業和高附加值的高度知識密集型的新興服務業和金融服務業在內的第三產業在美國國內快速發展，美國演變成為服務業為主的經濟體。
“但服務業不能解決人們的收入問題。一部分服務業工人的收入很低，達不到中產階級的水平。從制造業下崗的工人如果轉而從事服務業，收入可能會下降。”張帆分析。
“美國制造業衰退是一個在美國學界、政界、商界中討論已久的話題，而大洋彼岸的中國，對這個問題似乎并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沈建光表示，目前，美國的政商學各界，都已經認識到制造業工作崗位的大量流失，是美國中下收入群體處于困境的關鍵因素所在，也是美國希望重振制造業的主要原因。
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賀俊告訴《財經》記者，美國制造業的回流包括兩個層面，一方面其首先關注的還是技術含量較高的制造環節的回流，另一方面其也希望傳統制造業回流來解決就業問題。
“從奧巴馬政府開始，美國已在通過加快包括頁巖氣在內的能源開發等技術手段和結構性減稅，來降低其國內綜合制造成本，促進制造業回流，目前看美國制造業增長勢頭的確較為顯著。”賀俊說。
林雪萍也強調，現在美國一定要把制造業拿回去，不在乎回流的是否是低端制造。因為低端制造在現場也有很多的工藝創新，重要的是，如果你沒有一個制造的土壤，創新就會丟失。
值得關注的是，除了產業鏈的規律性轉移，近年來全球產業鏈、價值鏈發生了一些新變化，全球價值鏈正在縮短。根據麥肯錫的統計，產業鏈格局的區域化趨勢日益明顯。
張茉楠告訴《財經》記者，全球價值鏈的重構實際從2007年-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就已開始，經歷過金融危機后全球的經濟再平衡出現了很大變化。此前中國主要從拉美等資源型國家進口資源，從日韓等國進口中間零部件，進行加工生產，然后將商品銷往美國等發達國家。隨著金融危機的發生、中國國內產業結構提升以及國內需求的擴大，中國引導的產業鏈重構已發生了很大變化。
“2007年-2017年以全球價值鏈為代表的價值鏈貿易的規模占全球貿易總規模的比重由28%下降到22%，拋開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問題，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中國在國際經濟中的分工地位和貿易地位發生了很大變化，中國正在逐步向產業鏈的中高端邁進，一部分中高端產品已經由從國外進口轉為自產自銷，這引起了全球價值鏈的縮短，這種結構性變化也導致了全球價值鏈的重構。”她認為這一變化對中國的影響長期偏正向。
國泰君安證券10月24日發布的報告甚至預測，隨著環保、勞動力成本和外圍不確定性上升，未來十年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外遷產出規模或達2萬億元（占中國當前工業增加值6.5%）。預計未來10年，中國產業外遷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如紡服、家具制造、皮革制造等），而這些行業恰恰是中國吸納更廣泛中低收入者就業的主要“吸盤”。
總之，全球供應鏈、產業鏈、價值鏈變動是一個極復雜的過程，身處其中，中國需要考量的是，如何在科技進步和中國人口老齡化大背景下，始終保障最多的就業，同時不斷提高廣大公眾的收入、生活水平和受教育及技能水平；以及在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同時，傳統制造業是否要、是否能保留的問題。
賀俊對《財經》記者表示，從產業角度看，把高質量發展等同于高技術產業發展是狹隘的。傳統產業是就業的最主要土壤，中國應當通過提高傳統制造業的全要素生產率，來創造更多的高質量就業崗位，這是中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應有之義。
在他看來，新興產業是未來的主導產業，中國要在5G、人工智能、物聯網等高端領域與國外競爭，但是，當下從就業和經濟貢獻角度看，傳統產業是整個制造業、產業體系甚至整個國民經濟的根基，保持傳統產業相對穩定的增長，對于整個中國經濟起著壓艙石的作用。
“傳統產業相對而言很多是成本敏感型的，因此歷史上的各個世界制造工廠都面臨著產業漂移的問題，但是目前中國的制造業外遷與之前發達工業國家的不同之處在于，中國的區域發展并不平衡，這意味著中國的‘雁行模式’與一些國家不同，一方面向海外轉移不可避免，但另一方面中國國內承接產業轉移的潛力仍舊較大。”他說。
“例如，目前越南初級勞動力的薪資大約在1500元-2000元，但是具有一定技能的熟練工的薪資大約在3000元，中國國內山西、甘肅等地的勞動成本很多也在3000元左右，考慮到中國的市場需求和產業配套等優勢，其實中國西北部綜合的制造業成本并沒有明顯比越南高。那么，為何國內的一些制造業不向中國的西北部實現梯度轉移，而要躍向東南亞、南亞等區域？其中一個很主要的原因是中國這些地方的營商環境太差。”
在他看來，中國應當大力改善國內東北、西北等經濟相對欠發達地區的營商環境，來承接傳統制造業的轉移，防止產業轉移的“蛙跳”現象。這也是近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求是》雜志提出“推動形成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的深意。
“越南制造”因何受益最多
越南首都河內的一家服裝廠。圖/法新
隨著制造業供應鏈轉移的日趨明顯，東南亞國家的進出口數據和外商直接投資（FDI）隱現出未來的供應鏈走勢。
貿易數據提供商Panjiva的分析師克里斯·羅杰斯（Chris Rogers）對《巴倫》指出，海運數據已反映中國和東南亞國家的出口增減，例如7月份，美國從中國的海運進口總額同比下降了3.0%，而從越南的進口總額同比上升了28.5%，從印度和泰國的進口分別上升了17.6%和16.0%。美國統計局數據顯示，越南2018年對美國貿易出超達395億美元，2019年至9月為止已出超409億美元；泰國2018年對美國出超194億美元，今年前九個月出超149億美元。
高盛的報告顯示受益最大的是東南亞國家越南和南亞國家印度。日本瑞穗研究機構估算，中美貿易戰可能為越南帶來0.5%的GDP增長。越南2018年的GDP增長率為6.29%-7%，今年前九個月增長已達6.98%。
越南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近年來急速增加。2018年外國直接投資增長9.1%，達191億美元，其中來自日本的投資85億美元，來自韓國的投資72億美元。另外，越南統計總局數據顯示，今年前五個月來自中國的投資比去年增長了4.6倍。
越南獲得跨國企業的關愛并非僥幸。除了其低工資、低土地成本等優勢外，越南2007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政府接著加緊與歐美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定，今年夏天完成與歐盟的自由貿易談判。該協定生效七年后，99%越南產品出口歐盟的關稅將得到零關稅待遇。為換取歐盟優惠待遇，越南首次同意歐洲企業適用WTO的《政府采購協定》。另外，越南參與談判多年的11國跨太平洋(3.600, -0.13, -3.49%)伙伴協定（CPTPP）也在今年初生效。越南工商部估計，其他10國的進口市場達2.5萬億美元，協定簽訂后越南將有機會擴大出口。
胡志明市的投資咨詢公司Dezan Shira商業情報部門主管布朗（Maxfield Brown）對《財經》記者指出，越南政府近年來非常積極吸引外資，但不希望單一國家投資過高，因此透過與主要經濟體簽訂自由貿易協定來達成平衡，除了日本和韓國的投資，2020年隨著與歐盟的自貿協定生效，越來越多歐洲企業可能增加投資。
越南近年來已發展成較完整的制造產業，其中包括紡織、運動鞋、家具和電子產品組裝等。電子產品組裝鏈，因為兩大電子產品組裝企業韓國三星和富士康的帶動近年來已經成為越南規模最大的產業。
據了解，三星自1988年開始在越南投資，但2009年才開始加快和加大布局。三星到去年為止已投資173億美元，在北越的北寧、東北邊的太原、南邊的胡志明市設立8座工廠和一座研發中心，雇用約16萬名當地勞工，2017年出口540億美元、2018年出口總額達600億美元，占越南總出口將近25%。
因為三星，2013年手機就已成為越南出口份額最大的產品，截至2018年，越南三星平均每年組裝2億部手機。近年來，三星在越南政府建議下，開始在當地培植零部件供應商，截至去年夏天，當地供應商包括第三國企業在越南投資達29家，2020年可能超過50家。
另一個電子產品大廠富士康2007年加快布局東南亞。總裁郭臺銘在越南成為WTO會員后第一次考察越南，他估算從富士康廣東龍華廠經廣西南寧到河內最多13個小時，物流順暢的話，晚上從龍華出貨，隔天可以在河內旁的北寧組裝，富士康因此在北寧買下400公頃土地，同年投資成立兩家工廠生產數碼相機零部件和電腦主板等。富士康目前在越南有六個制造或研發基地，和另一項達1660萬美元的新投資。據悉，富士康2016年并購的諾基亞工廠最近可能投入制造谷歌的Pixel 手機。
其他轉移或加碼布局越南的電子產品制造商還包括日本相機廠如佳能、日本游戲機企業任天堂以及中國臺灣的電腦組裝廠等。2018年9月，中國臺灣電腦代工企業仁寶總經理翁宗斌公開表示，內部正評估重啟越南廠相關事宜，筆記本（NB）與非筆記本產品都可能改至越南廠生產；一旦確認重啟越南廠，四到六個月就可以開始生產。
這幾家組裝廠選擇了首都河內東邊的北寧以及其附近的北江，主要考量是其地點離廣西邊境口岸憑祥150公里左右，到河內和附近機場約為30分鐘-40分鐘，到越南港口廣寧大約兩小時。選址背后的邏輯是目前供應鏈布局最常見的“中國加一”，零部件仍需要仰賴中國的工廠供應。根據初步估算，廣西憑祥因此成為運送電子產品最大的口岸，每天平均800臺貨車運送電子零件到越南，這條陸運路線運量年增長率達20%。
不僅如此，越來越多零部件廠也開始布局越南。深交所掛牌的蘋果供應商立訊精密，7月公告加碼17億美元投資越南，在越南的第二間工廠將在2020年開始生產，同時于今年初成立印度子公司。立訊精密表示，布局海外的主要考量是為了進一步完善公司海外戰略布局，規避和降低國際貿易形勢的影響，同時充分利用越南人力成本、稅收政策及其區位上的相關優勢，降低公司生產成本。同是蘋果供應商的瑞聲科技也宣布年底前，在越南和菲律賓的工廠開始投產，原本占生產比例10%-15%的越南制造，明年將有所增加。
鴻海集團旗下專門負責生產iPhone傳輸線和連接器的鴻騰六零八八精密科技，去年10月公告以8.8億元人民幣取得越南New Wing Interconnect Technology股權，進一步擴張北江省的生產。此外，iPhone保護玻璃供應商藍思科技、AirPods制造廠歌爾聲學、蘋果手機電池供應商德賽電池，也都在越南設立或增加生產線。
為了進一步完整產業鏈，越南政府也正建立創業（StartUp）經濟，近年來推動計劃包括越南硅谷、西貢創新中心以及商業創新創業協助中心。
暫難取代的中國產業供應鏈
越南的人口只有中國的7%，越南在尋求加大制造和出口的同時，還有不少問題需要克服。其基礎設施建設到工人數量、專業技能水平仍未完全達標。香港貿易局2017年的統計顯示，人口數達1億的越南，工人總數大約為5400萬；相比之下，中國國家統計局的統計顯示，2018年國內農民工總人數為2.8億多。
胡志明市咨詢公司的布朗指出，跨國企業近年來加大時間和資金來培訓越南勞工，不過貿易戰帶來的壓力，加速了原本計劃3年-5年完成的制造轉移，越南基礎設施和人工目前還來不及銜接。已經在越南投資的家具制造企業高管加里米（StelvioGugliemi）就指出，越南勞工專業技能仍有不足，手巧的勞工非常難找，中層管理人員也是一大問題。根據人力資源企業ManpowerGroup研究，目前越南5700萬勞動力中，只有12%是高技巧性勞工。
另外，越南法規、證件流程等也待進一步改善。越南人力和投資力中介人員麗花對《財經》記者介紹，一家計劃到越南中部投資的香港企業，從先購地開始，雇用律師申請相關執照，卻遲遲無下文，最后地方政府指出，該地為車站和百貨商場用地，這家企業陷入進退兩難的困境。她表示，對投資越南有興趣的外國投資人，需要從與地方政府打交道做起，將設廠和生產計劃交給當地工業局，地方政府審核后，相關部門在用地、銀行往來、海關、證照等方面都會有所協助，未來工廠工人抗議也能協助。
在世界銀行從基礎設施、勞動力市場效能和教育等指標做出的全球競爭指數排名中，越南占第55位，相較之下中國排第27位。不少跨國企業認為，中國盡管工資較高，但是勞動生產率也較高，加上地方政府政策支持，東南亞國家目前可能還難以取代。相較于國內，越南的勞工抗爭相當活躍，2011年抗爭事件達1000件，近年來抗爭頻率明顯下滑，每年約有300件。
一名手機傳感器供應商業者就對《財經》記者指出，越南和印度等東南亞和南亞國家制造成本較低，但是隱形成本卻較高，例如罷工，因此，他預期電子業供應鏈不會進一步從中國轉移出去。
另一個一度被認為可能從貿易戰受益的印度，最新一季GDP數據卻不如預期，第二季經濟成長只達4.5%，遠低于印度總理莫迪承諾的2019年-2020年7%。
盡管印度政府試圖抓緊中美貿易戰帶來的機會，但是印度制造能力、基礎設施和對外資監管不透明讓外國投資相對卻步，供應鏈在轉移制造到印度仍未完全反映在數據上，自去年至今反映較明顯的是低階制造，如服裝、織品等的轉單效應。
印度2018年出口美國出超208億美元，今年出口美國持續增加，截至9月，出超達178億美元，主要增加出口的產品為化學品、金屬原料和礦砂。不過印度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和市場的潛力，讓不少外國企業仍考慮布局印度。
其中電子產品組裝是較為明顯的產業。印度手機市場的興起、印度政府針對高階手機征收高達20%的進口稅，以及當地原料需達30%才能享受優惠的門檻，讓試圖拓展印度市場的蘋果、小米等外國廠商不得不要求供應商開始在印度生產。據悉，富士康今年開始在欽奈附近的安得拉邦工業區組裝iPhone新款XR，另一家負責組裝舊款iPhone6s、SE和iPhone7的供應商緯創則更早就在班加羅爾工廠開始生產。富士康目前在印度的兩個組裝工廠分別為安得拉邦工業區的斯里城和泰米爾納德邦的斯里佩魯姆布杜爾。
印度總理莫迪上任后開始推動“印度制造”，以推動制造業在2020年時占比印度經濟25%為目標。根據印度儲蓄銀行的統計，過去五年投資印度最大的產業是制造業，2013年至2018年間投資額達434億美元；其他投資行業包括通訊服務、零售和批發貿易、金融服務、建筑業和電力能源業。其中，印度工業政策和推廣部門的統計顯示，2018年中國對印度的投資則成長了137%，將近4億美元。
印度駐華大使館的官員對《財經》記者強調，印度的勞動力相比其他國家相對便宜，技術人才和工程師數量也相當具備優勢。另外，政府部門2015年開始推動“技能印度”計劃，訓練專業勞動力，至今已經訓練超過1170萬人。
印度駐華大使館還強調，印度也尋求改善基礎設施。近來投入166億美元改善道路，更新25個火車站、延長3500公里鐵路、計劃建設6個大港口，配合2015年推出的“海洋花環”計劃，充分利用印度7500公里的海岸線。印度政府12月初宣布，15日前將公布10大基礎設施項目及項目前期準備情況。
不過，考量各種因素，供應鏈布局印度需更為謹慎。經濟學人智庫分析師馬志昂（Nick Marro）對《財經》記者指出，外國投資在經過調研后，普遍認為印度的投資環境相對困難。印度地方和中央政府對外國投資仍抱著保護主義的態度，加上多頭監管帶來高度不確定性，這些原因導致不少企業最后卻步。11月初，印度無預警宣布退出《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今年初和歐盟談判十年的自由貿易協定也陷入僵局。
馬志昂指出，東盟成員國中人口最多的印尼也有和印度一樣的問題，因此至今未明顯從供應鏈轉移中受益。
隨著中美貿易談判起伏和美國進入總統大選，全球經濟面臨更多不確定因素。對供應制造鏈而言，彈性和避險已經成為當前布局的首要考量，但是中國制造提供的人力、效率和基礎設施配套等，讓完全轉移產能相對困難。
布朗強調，未來“中國加一”，在東盟國家各自選定一個或數個產業，成為中國制造的延伸，如越南專注紡織業和電子業、泰國專注汽車業，東盟10國各自依選擇的產業發展相關基礎設施和配套是越來越明顯可行的趨勢，這對中國和東南亞國家也是雙贏的發展。
11月初發布報告的彭博經濟研究也指出，未來只會出現一連串的“迷你中國”，但目前還沒有一個國家能完全取代中國制造的地位。
貝克麥堅時的調查顯示，中國在全球供應鏈的地位目前仍無法動搖。一名不愿具名的日本藥企高管表示，“非常少國家的商業活動能不在某方面依賴中國”；采訪的另一位新加坡高管也指出，“幾乎我們使用的每個產品都和中國有些關聯，所以中國的重要性是至高無上的，不只是在亞洲而是在全球。”
警惕技術封鎖加深供應鏈隔離
關稅爭端之外，美國在科技領域開始對中國采取全面的競爭對抗性政策，對中國而言影響巨大。
中國工程院原院長、戰略咨詢委員會主任周濟在今年10月中旬舉辦的2019國家制造強國建設專家論壇（寧波）上表示，在這次中美貿易摩擦中，美方的矛頭直指“中國制造2025”和戰略性新興產業，意圖是將中國制造業摁在世界產業鏈中低端。中國制造業要由大變強，要走向世界產業鏈中高端，與部分發達國家的競爭難以避免。
據《財經》記者不完全統計，中美貿易摩擦以來已有包括華為在內的超100家中國實體被添入美國BIS（美國商務部下屬的工業和安全局）的“實體清單”，一旦被列入該清單，就失去了與美國供應商進行管制領域的貿易機會，會因此遭到技術封鎖和國際供應鏈隔離。
2018年8月美國通過的《出口管制改革法案》擴大了美國出口管制法的適用范圍，提高了對外國控股公司，特別是中國公司的限制條件，增加了對“新興和基礎技術”（emerging and foundational technologies）的出口控制，建立了跨部門協商機制以提高執法能力。
2018年11月，美國BIS列出了美國政府考慮進行管制的14個“具有代表性的新興技術”清單，涵蓋5G、人工智能、微處理器、先進計算技術、機器人、3D打印、量子信息、先進材料和生物技術等領域。
林雪萍向《財經》記者表示，美國的出口管制針對性極強，以點傷面，對中國高科技發展的影響極大。
在美國科技出口管制下，對美國進口高度依賴的半導體產業首當其沖。目前全球半導體設備市場格局高度集中，前五大半導體設備公司2017年營收占77%的全球市場份額，其中美國廠商在設計、材料、設備等方面頗具實力，如在半導體設備上，中國還主要依賴美國（AMAT、Lam Research）和日本（佳能、理光）企業。伴隨著美出口管制趨嚴，中國半導體產業的中長期不確定性增加。
中金公司調研組走訪的6家電子設備類企業表示，行業之前從美國進口的高新技術零部件較多，在科技禁令的背景下只能加速備貨和全力尋找替代品，短期內可能出現部分零部件短缺導致生產延遲的情形，這同時也給企業帶來了資金和庫存的壓力。
但也隱現一些積極信號，調研組走訪的一家武漢半導體企業表示，某些細分領域中國產品與國外差距已經不大，但之前難以得到市場認可，科技禁令的實施一定程度上為國產替代品打開了市場空間，在廣泛應用的基礎上有望加快中國科技產業鏈發展的步伐。
科技禁令改變供應鏈是挑戰更是機遇，哪些行業或企業更有望“轉危為機”？
中金公司研報分析，“從調研的企業反饋看，首先是擁有核心技術，且產品技術水平處于全球領先地位的行業，如部分機械、LED設備、醫藥、化工產品等；其次是在全球或美國市場占據較大市場份額，產品性價比較高，可替代性較弱的行業，如特種鋼、部分化工產品等；再次，貿易摩擦帶來的盈利能力下滑可能推動行業整合，市場集中度進一步提升，龍頭企業有望通過兼并收購、重組整合實現做大做強，如家具、紡織服裝、皮革皮具等。”
賀俊認為，從上世紀美國遏制日本集成電路產業發展的結果看，效果非常顯著，因此，很難在短期內看出美國對中國高科技產業的遏制結果如何，科技禁令對中國的影響將是長期的。
“就像現在的5G技術，上世紀90年代集成電路產業是整個信息技術產業的制高點，美國遏制日本時，全球前十大集成電路企業中有六個是日本企業，但是現在全球前十大企業中沒有一家是日本企業。”他說。
張茉楠認為，美國對華高科技“遏制加封鎖”將改變中國“以市場換技術”的發展軌道及通過“學習曲線”市場后發國家趕超發展戰略的路徑。
在她看來，應對中美科技摩擦，中國除了要加快結構性改革，更重要的是應當全面確立“科技強國”和“創新立國”戰略，通過制度性開放以及參與推動雙邊、諸邊、區域性自貿區網絡，為未來發展創造更開放的內外部發展環境。
她認為，一方面中國要從全球價值鏈（GVC）模式向全球價值鏈與國家價值鏈（NVC）模式互動模式轉變，同時關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的需求；另一方面，要避免“斷鏈”風險，加快某些產業進口替代，加強高端制造產業創新投入，全面提升中國全球價值鏈水平。
此外，中國應當加快同其他經濟體雙邊、諸邊自由貿易協定談判。
她表示，過去幾十年來全球外部需求主要來自于發達經濟體，如今隨著新興市場規模的擴大以及生產網絡的演變，價值鏈正在重新配置。麥肯錫估計，到2025年，新興市場將消耗全球近三分之二的制成品（中間制成品、資本品），其中包括汽車、建筑產品和機械等產品。數據顯示，過去十年中，中國對經合組織（OECD）發達經濟體俱樂部以外國家的出口份額從43%上升到了48%。
因此，中國應抓住全球價值鏈結構變化的新趨勢，謀劃應對策略，加快打造立足周邊、輻射“一帶一路”、面向全球的自由貿易區網絡框架，尤其是加強與新興經濟體的經貿往來和投資。在升級已有各類FTA基礎上，加快推動中日韓自貿區協定、中歐BIT談判盡早達成，加快推進WTO現代化改革，參與推動國際貿易和多邊新秩序的建立，為中國制造業在全球價值鏈上的中高端布局贏得發展空間。
同時，中國應切實為企業營造創新環境，加快制造業轉型升級、提升企業創新能力，重塑中國制造的未來，通過技術進步將外部分工進一步內化，成為全球產業鏈不可替代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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