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職教育：“乍暖還寒”這五年
http://www.199rrr.com 2019-03-29 09:13 來源：《中國科學報》
如果以5年為界給中國高等職業教育發展做一劃分的話，那么自2014年以來的這5年，無疑是高職教育發展最為快速的時期之一。從2014年《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規劃（2014—2020年）》提出建立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到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加大力度發展現代職業教育，5年來，高職教育的發展，正如3月末的時節，也迎來了它的“春暖花開”。
然而，“春暖花開日”，也會遭遇“乍暖還寒”時。
雖然高職教育在一系列政策利好的推動下，有了長足進步，但在長期發展過程中沉淀的某些問題卻并沒有得到解決，國家近些年來對于應用型本科教育的大力提倡，也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高職教育的生態。對于高職教育的“乍暖還寒”，業內人士有著怎樣的切身體會？
如果以5年為界給中國高等職業教育發展做一劃分的話，那么自2014年以來的這5年，無疑是高職教育發展最為快速的時期之一。從2014年《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規劃（2014—2020年）》提出建立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到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加大力度發展現代職業教育，5年來，高職教育的發展，正如3月末的時節，也迎來了它的“春暖花開”。
然而，“春暖花開日”，也會遭遇“乍暖還寒”時。
雖然高職教育在一系列政策利好的推動下，有了長足進步，但在長期發展過程中沉淀的某些問題卻并沒有得到解決，國家近些年來對于應用型本科教育的大力提倡，也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高職教育的生態。對于高職教育的“乍暖還寒”，業內人士有著怎樣的切身體會？
教師篇
高職地位仍應提高
作為教學一線的教師，對于5年間點滴的微變化，也許是再熟悉不過了。那么，在他們眼中，如今的高職教育存在哪些不得不解決的問題？對此，他們又有哪些建議？
被看低的職業教育
江蘇建筑職業技術學院教授方桐清從事高職教育30多年，他見證了我國高職教育起步、發展和壯大的全過程。不過，在他看來，“雖然黨和政府對高職教育一直都十分重視，但是傳統文化對高職教育的鄙視、各種歧視高職教育的政策一直客觀存在，普通教育俯視職業教育、職業教育自我認知不高、社會低看職業教育的現象也一直客觀存在”。
對此，南京科技職業學院教授李焦明也表達了類似看法。
“生源質量不高、國家投入不高……這些不足，大致上就先天決定了高職教育的社會認同度不會太高。”李焦明告訴《中國科學報》。
他進一步解釋道，無論口頭上多么重視，但在現實中，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相比還是低人一頭。比如在生源方面，基本是高考成績最低的那一部分學生才會進入高職院校。而且，盡管有些高職院校在試點職業教育本科，但并沒有職業教育碩士、職業教育博士。“說到底，職業教育也應該包括碩士、博士一整套體系。畢竟，職業教育也是一種教育類型。”
實際上，早在2014年6月，國務院就印發了《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全面部署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今年1月，國務院又印發了《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以下簡稱《方案》），將職業教育提高到“沒有職業教育現代化就沒有教育現代化”的地位。
“前一個文件印發后，我們都說‘職業教育的春天來了’；今年《方案》的印發使我覺得，職業教育已經‘春暖花開了’。”方桐清說，《方案》具有毋庸解釋性，目標任務清晰，可操作性很強，開篇便明確“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是兩種不同教育類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這就鮮明地告訴我們，職業教育同義務教育和其他普通教育一樣，是我國教育體系中的一部分，沒有高低貴賤之分”。
在李焦明看來，職業教育雖然目前在待遇、社會認可度等方面與普通教育存在一定差距，但是他認為，未來，職業教育（而非普通教育）應該成為教育的主流。“畢竟從整體上來說，從事學術研究的人還是少數，更多的高校畢業生還是會選擇進入社會就業。所以，發展前景應該是很好的。”
“雙師型”內涵逐漸提升
對于政府工作報告中所說的“引導一批普通本科高校轉為應用型大學”，李焦明認為，方向的正確性毋庸置疑，下一步需要做的是如何去落實。
“首先要建立一個應用型大學的標準，即明確什么樣的大學才是應用型大學，進而朝著這個方向轉型發展。其次還要建立轉型的激勵機制，否則轉型的動力就會不足。職業教育的投入應該是高于普通教育的，因為其所需要的實驗實訓條件更多，實驗課時更多（至少占到課時的一半），師資也需要產教融合，即‘雙師型’（既是工程師，又是學校的教師），這就比普通教育的要求更高了。”他說。
對于李焦明所說的職業院校教師“雙師型”，其實《方案》也首次進行了明確界定：同時具備理論教學和實踐教學能力。
“這與過去所稱的‘雙師型’在內涵上有了很大提升。”方桐清解釋道，過去認定的“雙師型”體現在講師+工程師、講師+職業資格證書、講師+實踐培訓證書等證書的疊加上，關注外在的表征，而這次則把“雙師型”界定在“同時具備”的“雙能力”上，關注教師素質的本質，“要求比過去高了、實際了”。
所以在他看來，作為職業院校的老師，不僅要重視提高自己教書育人的能力，還要重視提高課程實踐的能力、專業實踐的能力；不僅要依賴于一年有一個月、五年有一年的實踐能力提升的“官方”安排，還要自覺有效利用課余時間、教科研時間、學術活動時間主動提升自己的“雙能力”，更要持續不斷地更新知識、積累“能力”，真正俯下身子下真功夫、求真本領。
“同時，要深入挖掘專業課程、專業實踐過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因素，自覺開展課程思政，不能只教書不育人、只講技術不講人文，更不能‘實’對技術‘虛’對政治，必須全面有效履行教師的職責，爭做具有崇高師德的‘雙師型’教師。”李焦明說。
校長篇
“類型”“層次”尚需明確
回顧從《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規劃（2014—2020年）》發布到現在的五年時間，高職院校的發展受到很大的重視與支持。在進入新時代內涵式高質量發展的階段后，對于高職院校下一步的發展，校領導們希望解決哪些問題？
產教融合并非一帆風順
在產教融合和校企合作中，怎樣形成全社會合力，特別是調動產業部門和行業企業的積極性參與職業教育，這是高職教育中最關心的話題之一。當然也是蘇州市職業大學校長曹毓民最關注的話題之一。
在他看來，這一話題的產生，有教育與產業兩方面的原因。
曹毓民告訴《中國科學報》，一些高職院校，尤其是辦學歷史較長的高職院校容易出現“因人辦校”“閉門造車”的現象。一些年紀較大的教師存在產業發展迅速而自身知識更新較慢的問題，一些學校為了維護暫時的穩定，就會根據師資情況辦專業，而非從學校、行業發展現狀辦學。
盡管職業教育探索“廠中校”“校中廠”，但總會遇見企業寧要成熟畢業生，不要在校生的尷尬。產教無法真正融合，一線需求無法反饋給學校，對高職院校辦學質量的影響巨大。
曹毓民表示，最好的解決辦法是由政府統籌，以給企業適當的政策傾斜、經濟補貼或減稅、免稅的方式來支持職業教育。
對此，浙江金融職業學院黨委書記周建松卻有一些不同的觀點。在他看來，國家有關產學融合的政策已十分明確，“政府層面的資金保證要到位，但怎么辦學，要高職院校發揮自身的主觀能動性，校領導、教師須研究職業教育規律，根據規律主動開辟自身市場、面向行業培養人才”。
“類型”還是“層次”
高職、職高，社會上不少人對此分不清楚。專科院校過去通常命名為“××高等專科學校”，而高職院校則通常命名為“××職業技術學院”。這反映了一個現實問題，高職教育到底是“類型”，還是“層次”？
2018年，國務院印發《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開篇就提出了“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是兩種不同教育類型”。
據記者了解，盡管高職教育被定為“類型”，但現實操作中實為“層次”，即專科層次。除了教育體系之外，沒有哪個統計報表上有高職的提法，一般只作本科、專科的區分。
高職是教育界的話語體系，而非社會公共的話語體系，這一問題也困擾著高職工作者。
周建松舉例，最近職業教育領域在熱議“是否要發學位證書”。有人建議，高職教育發副學士學位，即專科學位。然而，由于被定位為“類型”而非“層次”，在獲得副學士學位上高職教育同樣會有障礙。
他表示，上述問題需要國家在宏觀層面研究、解決，梳理清楚才會有利于高職教育更好的發展。“如果確定為‘類型’，就要按‘類型’來構建自身的體系。”
調動教師隊伍積極性
學校內部建設的核心問題是教師隊伍建設。調動人的積極性是一個永遠不過時的話題。
顯然，國家在用心改善。繼下放本科院校教師職稱評審權之后，一些省份也陸續下放高職院校職稱評審權，堪稱職稱制度改革上的一大突破。
當下由于高職院校高級職稱較少，遠不如重點院校、普通院校，難覓、難留高層次人才，導致高職院校與企業難以對話，在企業消化了大量最先進技術的當下，無法對話則意味著學校與企業脫節。這也讓高職教育者感到憂心。
做好教師的績效管理是教師隊伍建設的重要環節。記者了解到，無論是本科教育，還是高職教育，教師的績效總額都有“天花板”，到了一定數額就難以突破。久而久之，一些教師社會服務得不到適當鼓勵，就容易失去積極性，而實際上他們完全可以為社會貢獻更大的力量。
“十三五”期間，國家將繼續以加強“雙師型”教師隊伍建設為重點，加快建設一支數量充足、素質優良、結構合理、特色鮮明、專兼結合的高素質專業化職教師資隊伍。
“如今國家拿出很多鼓勵措施，包括擴招、專項資金投入，從事這項工作的同志要更加努力。有政策機制保障，有學校、個人努力，高職教育的前景還是很美好的。”周建松如是說。
學者篇
理念偏差有待扭轉
職業教育未來之路要想走得更好、更遠，國家、社會和學生對它的定位和期待至關重要。那么，在專家眼中，它的未來該如何更上一層樓？
打通縱向和橫向通道
“職業教育的定位是培養應用型人才。從職業教育的課程設置和生源來說，與應用型大學接軌更加合適。”浙江大學民辦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吳華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表示。
近幾年，國家有關部門提出引導普通本科高校向應用型轉變，但在河南工業大學職業教育學院院長劉廣明看來，職業教育的定位是輔助國家產業經濟發展、服務經濟社會建設。“這種導向沒有變。”
劉廣明認為，職業教育的未來之路面臨著縱向和橫向兩個維度的發展機遇。
“職業教育在中職、高職之后,缺少繼續深造的制度設計。”那么職業院校學生在學歷上的縱向發展問題如何解決？劉廣明說，應用型大學實際上就是用來對接職業教育的，“打通職業教育在學歷上的縱向發展通道”。
職業教育發展的橫向通道是打通職業教育院校和產業、企業之間的橫向聯系。“這方面國家也出臺了很多政策促進產教融合、鼓勵企業與職業教育對接。但到目前為止，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的積極性還不太高，國家在這方面提供了很多政策和經費上的支撐，也沒有起到應有的政策設計效果。”劉廣明分析稱，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職業教育發展中“誰是主體”的問題尚未明晰。
“現在的職業教育基本上還是以學校為主體，產教融合沒有很好地落到實處，產業和企業沒有深入到職業教育人才培養第一線。”劉廣明認為，企業對人才培養方案的制定、人才培養的支持實際上仍有不足，這導致了職業教育培養出來的人才和社會、企業之間的需求存在偏差。“企業需要的人才職業教育培養不出來，這可能是當下最大的問題。”
劉廣明同時認為，國家在經費和政策上投入很多，但這種投入大部分給予學校和企業，“學生在培養過程中沒有發揮主體作用”。比如說，學生想去哪個企業實習和就業，很多情況下不是學生自己可以決定的。“學生自己的實際選擇權很小。”
跨越社會觀念的藩籬
從整體現狀來看，“社會是不接受把高中生分流到職業教育上去的。”吳華坦言，絕大多數家長都想讓自己的孩子有一個超越職業教育的發展空間。
我國的文化傳統中也有“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觀念，“藍領”往往“低人一等”。在教育制度設計過程中，職業教育往往也是學習不好的學生的一個選擇。
“我國目前職業教育制度的設計一般從初中開始分流，一半學生進入普通高中，將來上大學，一半學生進入職業高中。進入職業高中的學生往往是成績比較差的。”在劉廣明看來，這種教育制度設計的背后是觀念問題。
為了扭轉這種觀念，目前一個有益的嘗試是對高考制度的設計。“多樣化高考可以充分考慮到職業教育的特點，在入學方式上不再以分數作為唯一的衡量標準。”
同時，要想轉變社會觀念，讓職業教育真正有生命力、有質量才是最關鍵的。“要讓學生感到接受職業教育之后，真正學到了本事，將來更容易在社會上立足。”劉廣明說，現實情況并非如此，雖然現在職業教育就業率很高，但還是較低層次的就業。“一個現實問題是，職業教育畢業的學生在出路上沒有本科院校多，也沒有本科院校好。”
職業教育發展和社會觀念是相反相成的。“只有社會對職業教育的觀念改變了，職業教育未來的發展才會有更多后勁。同時，如果職業教育辦得很有質量，‘藍領’在企業和社會中也能受到尊重，由此可能也會逐步改變社會觀念。”
更好回應就業市場需要
國家近年來一直在想辦法讓職業教育更有吸引力。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關于職業教育提到了兩個數字：一是今年擴招100萬人；二是財政部明確表示，今年要給職業教育投入237億元，同時要拿出1000億元進行職業教育培訓。
劉廣明相信，這些政策對當下職業教育發展是很大的利好。“未來國家在職業教育方面的投入還會有很大改觀。”
“職業教育未來的出路在更好地回應就業市場的需要。”吳華認為，如果職業教育能夠始終堅持這一點，那么它就會有一個較好的發展潛力，而如果它并不能切實做到這一點，它的發展肯定會受影響。
教師篇
高職地位仍應提高
作為教學一線的教師，對于5年間點滴的微變化，也許是再熟悉不過了。那么，在他們眼中，如今的高職教育存在哪些不得不解決的問題？對此，他們又有哪些建議？
被看低的職業教育
江蘇建筑職業技術學院教授方桐清從事高職教育30多年，他見證了我國高職教育起步、發展和壯大的全過程。不過，在他看來，“雖然黨和政府對高職教育一直都十分重視，但是傳統文化對高職教育的鄙視、各種歧視高職教育的政策一直客觀存在，普通教育俯視職業教育、職業教育自我認知不高、社會低看職業教育的現象也一直客觀存在”。
對此，南京科技職業學院教授李焦明也表達了類似看法。
“生源質量不高、國家投入不高……這些不足，大致上就先天決定了高職教育的社會認同度不會太高。”李焦明告訴《中國科學報》。
他進一步解釋道，無論口頭上多么重視，但在現實中，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相比還是低人一頭。比如在生源方面，基本是高考成績最低的那一部分學生才會進入高職院校。而且，盡管有些高職院校在試點職業教育本科，但并沒有職業教育碩士、職業教育博士。“說到底，職業教育也應該包括碩士、博士一整套體系。畢竟，職業教育也是一種教育類型。”
實際上，早在2014年6月，國務院就印發了《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全面部署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今年1月，國務院又印發了《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以下簡稱《方案》），將職業教育提高到“沒有職業教育現代化就沒有教育現代化”的地位。
“前一個文件印發后，我們都說‘職業教育的春天來了’；今年《方案》的印發使我覺得，職業教育已經‘春暖花開了’。”方桐清說，《方案》具有毋庸解釋性，目標任務清晰，可操作性很強，開篇便明確“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是兩種不同教育類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這就鮮明地告訴我們，職業教育同義務教育和其他普通教育一樣，是我國教育體系中的一部分，沒有高低貴賤之分”。
在李焦明看來，職業教育雖然目前在待遇、社會認可度等方面與普通教育存在一定差距，但是他認為，未來，職業教育（而非普通教育）應該成為教育的主流。“畢竟從整體上來說，從事學術研究的人還是少數，更多的高校畢業生還是會選擇進入社會就業。所以，發展前景應該是很好的。”
“雙師型”內涵逐漸提升
對于政府工作報告中所說的“引導一批普通本科高校轉為應用型大學”，李焦明認為，方向的正確性毋庸置疑，下一步需要做的是如何去落實。
“首先要建立一個應用型大學的標準，即明確什么樣的大學才是應用型大學，進而朝著這個方向轉型發展。其次還要建立轉型的激勵機制，否則轉型的動力就會不足。職業教育的投入應該是高于普通教育的，因為其所需要的實驗實訓條件更多，實驗課時更多（至少占到課時的一半），師資也需要產教融合，即‘雙師型’（既是工程師，又是學校的教師），這就比普通教育的要求更高了。”他說。
對于李焦明所說的職業院校教師“雙師型”，其實《方案》也首次進行了明確界定：同時具備理論教學和實踐教學能力。
“這與過去所稱的‘雙師型’在內涵上有了很大提升。”方桐清解釋道，過去認定的“雙師型”體現在講師+工程師、講師+職業資格證書、講師+實踐培訓證書等證書的疊加上，關注外在的表征，而這次則把“雙師型”界定在“同時具備”的“雙能力”上，關注教師素質的本質，“要求比過去高了、實際了”。
所以在他看來，作為職業院校的老師，不僅要重視提高自己教書育人的能力，還要重視提高課程實踐的能力、專業實踐的能力；不僅要依賴于一年有一個月、五年有一年的實踐能力提升的“官方”安排，還要自覺有效利用課余時間、教科研時間、學術活動時間主動提升自己的“雙能力”，更要持續不斷地更新知識、積累“能力”，真正俯下身子下真功夫、求真本領。
“同時，要深入挖掘專業課程、專業實踐過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因素，自覺開展課程思政，不能只教書不育人、只講技術不講人文，更不能‘實’對技術‘虛’對政治，必須全面有效履行教師的職責，爭做具有崇高師德的‘雙師型’教師。”李焦明說。
校長篇
“類型”“層次”尚需明確
回顧從《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規劃（2014—2020年）》發布到現在的五年時間，高職院校的發展受到很大的重視與支持。在進入新時代內涵式高質量發展的階段后，對于高職院校下一步的發展，校領導們希望解決哪些問題？
產教融合并非一帆風順
在產教融合和校企合作中，怎樣形成全社會合力，特別是調動產業部門和行業企業的積極性參與職業教育，這是高職教育中最關心的話題之一。當然也是蘇州市職業大學校長曹毓民最關注的話題之一。
在他看來，這一話題的產生，有教育與產業兩方面的原因。
曹毓民告訴《中國科學報》，一些高職院校，尤其是辦學歷史較長的高職院校容易出現“因人辦校”“閉門造車”的現象。一些年紀較大的教師存在產業發展迅速而自身知識更新較慢的問題，一些學校為了維護暫時的穩定，就會根據師資情況辦專業，而非從學校、行業發展現狀辦學。
盡管職業教育探索“廠中校”“校中廠”，但總會遇見企業寧要成熟畢業生，不要在校生的尷尬。產教無法真正融合，一線需求無法反饋給學校，對高職院校辦學質量的影響巨大。
曹毓民表示，最好的解決辦法是由政府統籌，以給企業適當的政策傾斜、經濟補貼或減稅、免稅的方式來支持職業教育。
對此，浙江金融職業學院黨委書記周建松卻有一些不同的觀點。在他看來，國家有關產學融合的政策已十分明確，“政府層面的資金保證要到位，但怎么辦學，要高職院校發揮自身的主觀能動性，校領導、教師須研究職業教育規律，根據規律主動開辟自身市場、面向行業培養人才”。
“類型”還是“層次”
高職、職高，社會上不少人對此分不清楚。專科院校過去通常命名為“××高等專科學校”，而高職院校則通常命名為“××職業技術學院”。這反映了一個現實問題，高職教育到底是“類型”，還是“層次”？
2018年，國務院印發《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開篇就提出了“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是兩種不同教育類型”。
據記者了解，盡管高職教育被定為“類型”，但現實操作中實為“層次”，即專科層次。除了教育體系之外，沒有哪個統計報表上有高職的提法，一般只作本科、專科的區分。
高職是教育界的話語體系，而非社會公共的話語體系，這一問題也困擾著高職工作者。
周建松舉例，最近職業教育領域在熱議“是否要發學位證書”。有人建議，高職教育發副學士學位，即專科學位。然而，由于被定位為“類型”而非“層次”，在獲得副學士學位上高職教育同樣會有障礙。
他表示，上述問題需要國家在宏觀層面研究、解決，梳理清楚才會有利于高職教育更好的發展。“如果確定為‘類型’，就要按‘類型’來構建自身的體系。”
調動教師隊伍積極性
學校內部建設的核心問題是教師隊伍建設。調動人的積極性是一個永遠不過時的話題。
顯然，國家在用心改善。繼下放本科院校教師職稱評審權之后，一些省份也陸續下放高職院校職稱評審權，堪稱職稱制度改革上的一大突破。
當下由于高職院校高級職稱較少，遠不如重點院校、普通院校，難覓、難留高層次人才，導致高職院校與企業難以對話，在企業消化了大量最先進技術的當下，無法對話則意味著學校與企業脫節。這也讓高職教育者感到憂心。
做好教師的績效管理是教師隊伍建設的重要環節。記者了解到，無論是本科教育，還是高職教育，教師的績效總額都有“天花板”，到了一定數額就難以突破。久而久之，一些教師社會服務得不到適當鼓勵，就容易失去積極性，而實際上他們完全可以為社會貢獻更大的力量。
“十三五”期間，國家將繼續以加強“雙師型”教師隊伍建設為重點，加快建設一支數量充足、素質優良、結構合理、特色鮮明、專兼結合的高素質專業化職教師資隊伍。
“如今國家拿出很多鼓勵措施，包括擴招、專項資金投入，從事這項工作的同志要更加努力。有政策機制保障，有學校、個人努力，高職教育的前景還是很美好的。”周建松如是說。
學者篇
理念偏差有待扭轉
職業教育未來之路要想走得更好、更遠，國家、社會和學生對它的定位和期待至關重要。那么，在專家眼中，它的未來該如何更上一層樓？
打通縱向和橫向通道
“職業教育的定位是培養應用型人才。從職業教育的課程設置和生源來說，與應用型大學接軌更加合適。”浙江大學民辦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吳華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表示。
近幾年，國家有關部門提出引導普通本科高校向應用型轉變，但在河南工業大學職業教育學院院長劉廣明看來，職業教育的定位是輔助國家產業經濟發展、服務經濟社會建設。“這種導向沒有變。”
劉廣明認為，職業教育的未來之路面臨著縱向和橫向兩個維度的發展機遇。
“職業教育在中職、高職之后,缺少繼續深造的制度設計。”那么職業院校學生在學歷上的縱向發展問題如何解決？劉廣明說，應用型大學實際上就是用來對接職業教育的，“打通職業教育在學歷上的縱向發展通道”。
職業教育發展的橫向通道是打通職業教育院校和產業、企業之間的橫向聯系。“這方面國家也出臺了很多政策促進產教融合、鼓勵企業與職業教育對接。但到目前為止，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的積極性還不太高，國家在這方面提供了很多政策和經費上的支撐，也沒有起到應有的政策設計效果。”劉廣明分析稱，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職業教育發展中“誰是主體”的問題尚未明晰。
“現在的職業教育基本上還是以學校為主體，產教融合沒有很好地落到實處，產業和企業沒有深入到職業教育人才培養第一線。”劉廣明認為，企業對人才培養方案的制定、人才培養的支持實際上仍有不足，這導致了職業教育培養出來的人才和社會、企業之間的需求存在偏差。“企業需要的人才職業教育培養不出來，這可能是當下最大的問題。”
劉廣明同時認為，國家在經費和政策上投入很多，但這種投入大部分給予學校和企業，“學生在培養過程中沒有發揮主體作用”。比如說，學生想去哪個企業實習和就業，很多情況下不是學生自己可以決定的。“學生自己的實際選擇權很小。”
跨越社會觀念的藩籬
從整體現狀來看，“社會是不接受把高中生分流到職業教育上去的。”吳華坦言，絕大多數家長都想讓自己的孩子有一個超越職業教育的發展空間。
我國的文化傳統中也有“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觀念，“藍領”往往“低人一等”。在教育制度設計過程中，職業教育往往也是學習不好的學生的一個選擇。
“我國目前職業教育制度的設計一般從初中開始分流，一半學生進入普通高中，將來上大學，一半學生進入職業高中。進入職業高中的學生往往是成績比較差的。”在劉廣明看來，這種教育制度設計的背后是觀念問題。
為了扭轉這種觀念，目前一個有益的嘗試是對高考制度的設計。“多樣化高考可以充分考慮到職業教育的特點，在入學方式上不再以分數作為唯一的衡量標準。”
同時，要想轉變社會觀念，讓職業教育真正有生命力、有質量才是最關鍵的。“要讓學生感到接受職業教育之后，真正學到了本事，將來更容易在社會上立足。”劉廣明說，現實情況并非如此，雖然現在職業教育就業率很高，但還是較低層次的就業。“一個現實問題是，職業教育畢業的學生在出路上沒有本科院校多，也沒有本科院校好。”
職業教育發展和社會觀念是相反相成的。“只有社會對職業教育的觀念改變了，職業教育未來的發展才會有更多后勁。同時，如果職業教育辦得很有質量，‘藍領’在企業和社會中也能受到尊重，由此可能也會逐步改變社會觀念。”
更好回應就業市場需要
國家近年來一直在想辦法讓職業教育更有吸引力。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關于職業教育提到了兩個數字：一是今年擴招100萬人；二是財政部明確表示，今年要給職業教育投入237億元，同時要拿出1000億元進行職業教育培訓。
劉廣明相信，這些政策對當下職業教育發展是很大的利好。“未來國家在職業教育方面的投入還會有很大改觀。”
“職業教育未來的出路在更好地回應就業市場的需要。”吳華認為，如果職業教育能夠始終堅持這一點，那么它就會有一個較好的發展潛力，而如果它并不能切實做到這一點，它的發展肯定會受影響。
編輯精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