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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在工業領域，正常的人才結構是 1 個科學家、10 個工程師、100 個技能人才。 在中國，高素質產業工人——中國的核心競爭力之一，是很多企業家賴以生存的人力資源，但與此同時，企業家們卻是最沒有動力提供土壤的玩家。

造成今天2千萬人才缺口的原因，不僅僅是浮于表面的收入比較，還有更為深刻的歷史原因。這也讓癥結的化解不止于簡單移植與復制。

11 月 27 日，阿里巴巴回歸港股的歷史性時刻，一位站在 C 位的年輕敲鐘人引起不少人的注意。他叫袁文凱，4PX 遞四方物流倉負責人。

短短五年時間，袁文凱從一名畢業于廣東普通職業學校的理貨員，蛻變為自動化管理專家，他將物流倉每小時分揀產能提升了 2 萬單，足以頂住雙 11 激增的跨境物流訂單。

像袁文凱這樣的技術員工，中國還缺很多。

《2019 年第三季度全國招聘求職 100 個短缺職業排行》中，和理貨員一起登上榜單的還有車工、焊工、多工序數控機床操作調整工等技術類工種，制造業及相關崗位需求幾乎占據近三分之一榜單。

筆者曾到訪過珠三角某些大型民營企業工廠，很容易感受到一種結構性的變化。

盡管那里不乏年輕人的面孔，但更多的是中青年勞動力。企業也更傾向于雇傭有一定技能的工人，這些人不僅經驗豐富，也能加班加點。

在日本，整個產業工人隊伍的高級技工占比 40％，德國高達 50％，而我國這一比例僅為 5％左右。2 千萬人才缺口掣肘中國制造轉型的案例也俯首皆是。

吊詭的是，盡管在企業家們的眼里，讓他們倚賴的核心資源是高素質中國產業工人，是中國的核心競爭力之一，但與德日中小企業相比，這些企業家往往缺乏動力提供培養人才的土壤。

造成今天 2 千萬人才缺口的原因，不僅僅是浮于表面的收入比較，還有更為深刻的歷史甚至文化原因。這也讓癥結的化解不止于簡單移植與復制。

人才斷層

正在依托機器人和自動化技術嘗試邁向未來的東莞，是轉型中國的一個縮影。

今年發布的東莞緊缺技工工種目錄中，對 CNC 數控機床操作員、裝備維修電工的需求，甚至排在了 AI 工程師前面。

在過去采訪中，筆者了解到無論是蘋果開啟的金屬外殼一體化設計風潮，還是 5G 手機外殼對新材料（比如陶瓷）的需求，不僅導致制造商對高端數控設備需求激增，也對操作者機加工水平提出更高要求。據說，即使是設備維修電工，也要懂一點 PLC 知識。

在距離東莞不遠的深圳乃至整個廣東，車工、鉗工、焊工等中高級技工需求，也連續幾年登上技能入戶緊缺工種榜單。

2019 年度寧波市級統籌區緊缺職業（工種）高技能人才崗位補貼目錄（部分）

在杭州，從今年分專業技術等級企業的工資價位來看，普通技師的年薪為 108487 元，高級技師的年薪為 110301 元。而 5 年前，普通技師的年薪僅為 5 萬多元。

五年前，還是一名武漢某大型鋼鐵企業駐浙江舟山的一名項目經理的王煒（化名），給我講述了他的親身經歷。

「當他從兜里掏出一根煙點燃時，我才發現他少了一節手指頭。」王煒回憶道，當時，他想將一位經驗豐富的鉗工師傅挖到公司，「當時保證，給他搞定 8000 的月薪。」

據說，老師傅聽后，淡定地從兜里掏出手機，打開通信錄給他看。一邊劃著屏幕，一邊說，這是某某公司老板，那是某某集團老板。這樣的老板級人物，在他的通訊錄理由二十多個。

雖然不會每天會派活兒給他，但斷斷續續加來，總沒閑著。每天 500 塊，一年下來，也活得很滋潤了。最后，老師傅說，哪個單位都不去。

不久，王煒從舟山調回武漢，也更深體會到高級技工荒從珠三角、長三角向中部蔓延。

有一次，車間唯一的中級鉗工師傅休年假，產線好不容排出的兩個小時維修工作，沒人搞定，「不敢讓那些初級工來，怕出事」，他清楚記得。2016 年，武漢市政協總工會界調研數字顯示，全市高技能人才占比僅為 10%，中級技工占比約 40％。

「斷層這個事兒，我辭職時，體驗最深。」王煒回憶道。

為了說服他留下，領導說了一番「意味深長」的話，「你看，車間主任馬上要退了，中層都沒人了，到時候不升你，我還能升誰？」當年和王煒一起入職的另外三名大學生，早已離開。

被掣肘的轉型與升級

對于絕大多數中小制造企業還處在工業 2.0（福特流水線規模化階段）的中國來說，借助自動化實現轉型的成功案例，并不是故事全部甚至算不上典型情節。

在我們周圍，千萬級別的技工缺口掣肘中國制造轉型的案例，并不鮮見。

羽生結弦手中的高端冰鞋，采用碳纖維冰刀。

中國之所以做不出羽生結弦（日本天才花滑運動員）腳下的高端冰刀，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極度匱乏經驗豐富的技工。類似故事也發生在溫州打火機產業。

幾年前的溫州，曾經年產 5 億多只、占據世界市場份額近 70% 的打火機產業歷經了一場慘烈貿易壁壘戰，被迫轉型升級。

「打火機大王」黃發靜因此去了一趟 Zippo 所在美國賓州的工業小鎮。在合作伙伴那里，黃靜發看到精美的模具，從金屬片成型刀電鍍，一套產業鏈完整而又精細。

不過黃發靜也清楚知道，單純將 Zippo 的生產線引進回國，無法實現轉型升級。

在資金短缺、用工成本激增等因素下，溫州打火機出口量驟減，全球市場占有率已經不足 50%，生產企業也從最輝煌時期的 3000 多家銳減至 70 余家。圖片來源：浙江新聞

因為國內非常稀缺能夠熟練使用國外先進生產線的人才，而且機器的維修、養護又是問題。

這也是為什么對許多制造類企來說，就是把機器人白送給他們，他們都不會要的原因。不止一家機器人創業公司在談到產品推廣時，都會遇到這樣的困境。

以占工業機器人 40% 的焊接機器人為例。購置機器人只是萬里長征第一步，費用也只是總體成本的三分之一。

從購入焊接機器人到調試妥當生產需要花費很長一段時間，還需要非常有經驗的專業技術人員。

機器人只是一個工具，使用效果如何，仍然取決于手工焊接經驗或者知識。比如，如果焊接出現咬邊，仍然需要有經驗的技工幫忙調整焊接參數、焊槍角度或功率大小。

事實上，焊接經驗豐富的焊工編寫的機器人程序，實際焊接效果也相對更高。

中國雖有職業學校和高等院校培養技術人員，但能真正能獨立設計夾具和編寫機器人程序又有多少？

編程，只是其中的一個坑，接下來的運行、維護成本都不算低。無論是在運行過程出現撞槍、氣孔，還是焊壞油箱，夾槍等狀況，都需要經過培訓、有經驗的技工來處理。

所以，不少制動化改造的汽車制造商車間，大約每 4 臺焊接機器人仍然需要配備一個機器人調試人員或者焊接工程師。

可以說，一家企業焊接機器人使用的好壞，很大程度在于人，需要保證一支穩定的人才隊伍。

而針對非標設備、小批量焊接、焊接部位特殊、設備維修焊接（通常是部分和小面積、談不上批量），用于給機器人編程的時間可能會大于使用手工焊接完成該任務的時間。

此時，企業會選擇放棄使用機器人，求助熟練的技工人才。

這就解釋了為什么中國電焊機器人的普及率僅 20-30%，德日比例高達 70% 甚至更多。

因為，德日高級技工占比高達 40% 甚至更多，中國中高級焊接人才的缺乏某種程度上遏制了焊接機器人的普及。

在位于重慶的長安汽車車間，目前已經高度自動化的焊裝車間，仍然需要 100 多名工人分為三班倒，主要是做機器人不方便干的精磨、拋光等「小活」。國內一些智能手機制造商，仍然依靠熟練鉗工打磨智能手機殼，去除 CNC 銑削留下的痕跡。

對此，庫柏特 CEO 李淼解釋道，涉及手眼協調的工作，機器可以替代。比如香菇分揀，現在的機器比廠長還厲害。

但是，諸如焊接、打磨追求操感的工作，在相當長的時間里，還是需要人來操作。

這也是為什么經歷三年多落地實踐后，庫柏特調整公司戰略，將 99% 業務轉為孵化項目，包括力控打磨。「與工藝結合太過緊密，很難以合理成本大規模推開。」他認為。

至于那些產品高度非標的制造業，比如鞋子、女裝，能否自動化本身就是難題。這也正是阿迪達斯關閉了機器人自動化工廠、「鞋王」百麗數字化轉型并沒有出現令人驚嘆的全自動化工廠的原因。

比如，機器無法有效識別皮料上的微小瑕疵。貼合鞋面和中底，高度依靠熟練工人的手感。更何況，鞋子和女裝一樣，每個季度上新，各種模型和款式，依靠機器替代并不現實。

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熟練工人仍然是他們的核心競爭力之一。即使外遷到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地方，也仍然離不開中國產業工人的技能基礎與高素質。

《三聯生活周刊》記者在拜訪全球最大的鏡片生產地江蘇丹陽后發現，雖然人工成本對勞動密集型產業非常重要，但鏡片這類行業對工人技能要求極高，不僅東南亞勞動人口難以勝任，目前也難用機器替代。

熟練工人能降低瑕疵率，也是工廠核心競爭力之一。「在這些需要很強技能基礎精細行業，人工成本是考量，但產能、效率、合格率也是決定成敗的因素。」記者寫到。

不僅是自動化技術，即便是那些當前可以落地的人工智能技術，技工素質也會制約其落地效果。

在研發國內首條香菇智能分揀線時，庫伯特發現算法模型識別率實現 85% 之后，變得止步不前。他們通過分析發現，原來很多數據都標記錯了。

非專業人士標記水平比不上香菇分選工人，流水線工人水平比不上車間主任，標注水平最高的其實是廠長。當他們請來廠長來幫忙標記香菇圖片后，算法識別率立刻躍升到一個新高。

「廠長也算香菇分類中的高級技工了吧？你說，技工水平影不影響算法落地？」李淼反問道。

一些從事工業設備預測性維護的公司也曾告訴我們，在諸如旋轉機械振動信號的提取、建模等方面都需要經驗豐富的機加工技工。

那么，到底是什么導致了今天中高級技工的巨大缺口？

低端制造的代價

原因有很多，收入肯定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更何況，人類從四五歲就產生了社會比較的能力。

在大型互聯網公司工作的 AI 碩士，一個月可以拿到兩三萬；一個二線城市的專職滴滴車司機，如果每天在線 10 小時，平均每月流水在 15000 左右。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在 ABB 這樣大廠做裝配的技工，一年才有機會拿到十四五萬。而且，這個數字是大多數高級技術工人的薪水上限。

考慮到他們通常已經四十多歲，與 AI 人才收入之間差距也就演變成一道難以跨越的鴻溝。

不過，導致當下巨大技工缺口的，還有更為深層次的原因。李淼提醒我從供需角度看問題，關鍵是誰需要這么多的中高級技工？過去幾十年，中國市場真的需要嗎？

「需要高級技工的，要么是國企，要么是已經做得相當不錯的民企，這個占比能有多少？」他反問道。

事實上，在「劉易斯拐點」的出現之前（2003 年），企業的技術含量從未構成發展的瓶頸。

中國躋身制造業大國，本質上是世界級組裝工廠的崛起。

做加工和裝配，拼的是低廉勞動力、銷售和管控，而不是技術人員，產業鏈上附加值最高部分，比如設計，研發，品牌都不在國內。

即便是在中國電子輝煌十年，我們的企業只能從蘋果手機中分到 4% 的利潤。三星毛利高達 40%，是富士康的 8 倍。

制造業 90% 以上都是中小企業，他們憑借成本低的競爭優勢嵌入全球價值鏈的低端制造環節。中小民營企業很多工人用的都是民工，從國家統計局相關數據來看，即使在劉易斯拐點之后，仍有三分之一農民涌入制造業。稍微有點層次的就是中專、技校生，基本不用中高級技工。

筆者曾在知乎上看到廣東某職業院校老師給這群學生的畫像：

基本沒有分數線的限制，甚至有些學生沒有初中畢業證；

因為初中時已是成績最差，大部分學生都是在老師、家長的「放棄」中成長起來的；

請假理由很多時候是這樣的，「老師，我家年末要拜神，我媽讓我回家去幫忙。」

反過來看，由于附加值低、利潤低、訂單不穩定，企業壽命往往非常短暫。

日本、歐洲的小微企業生命周期可以達到 12 年，美國達到 8 年多，而中國只有 3 年。這也導致他們更沒有精力甚至機會去培養中高級技工。

因為這樣的員工，多數是靠實踐，不僅實踐成本很高，而且周期很長，成長非常緩慢。

所以，他們也在實踐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方法論：一旦遇到疑難技術問題，找專家坐診和找外包。

至少在很長一段時間，這個模式就可以解決基本問題，也成功避免了一不小心為對手做嫁衣裳的尷尬。

這也是為什么諸如《大國工匠》這類中高級技工，大多集中在大型國企，而且往往是類似滬東中華造船、中車青島四方機車、中國商飛這樣從事船、高鐵、飛機甚至飛船制造的高端制造企業。

以造船為例。

焊接技術是現代船舶制造的關鍵工藝技術。焊接工時約占船體建造總工時的 30％~40％，焊接成本約占船體建造總成本的 30％-50％。這不僅為焊工提供了對口、也最有鍛煉機會的業務場景，也提供了相對穩定的就業環境。

但即便如此，勞動力的無限供給不僅是私企高速發展的引擎，也是國企發展的重要因素。

比如，沈陽機床可以在過去十年間賣出近七十萬臺機床，是因為吃到了中國迅速成長為制造業大國的紅利。

當時，單靠國外高檔數控機床，根本滿足不了市場需求，國內勞動力素質也無法與之匹配。再加上勞動力成本較低，國產機床可以通過價格和服務占領中低端市場。

隨著長達 30 多年的「高速紅利窗口」緩緩關閉，曾經的「十八羅漢」接連傳來倒閉、從市場消失的消息。

建立在數量優勢上的低附加值模式終將迎來洗牌，在這種挑戰下，誰來承擔解開人才短缺的癥結，正考驗著制造業和中國教育體系的智慧。

打破二次元壁

目前，德國有 75％的中學畢業生進入職業教育領域繼續接受教育。接受雙元制教育的學徒從 15 歲開始學習，到 30 歲左右需要面對家庭、生活壓力的時候已經出師，體面的收入和社會地位，使得他們更游刃有余地掌控生活。

在中國，以焊工為例，技術提高與經驗成熟期平均 18 年以上（高于德國好幾年）。在完成人生大事、生兒育女最燒錢的階段，技工不一定出得了師，收入大概也就在 3000 到 5，6000 元之間。

很多人將德國的制造品質和經濟奇跡歸因于「雙元制」，其培養的大量高素質技術工人成為德國制造的堅強后盾。中國企業、教育機構和地方政府都在嘗試模仿、甚至引進德國職業教育。

比如，全國技工教育「一面旗幟」的廣東明確在 5 年內建設 10 所全國一流、國際知名高水平技師學院，校企雙制育人模式。中德新松教育集團甚至并購德國陶特洛夫職業培訓學院，想用原汁原味的德國職業教育，解決企業高級技師與工程師的人才缺口。

不過，這里仍然需要注意一個很少被提及的因子：企業自身。

在德國，微型企業中有一半企業具有職業教育資格，而大型企業中具有職業教育資格的比例超過 90%。企業是職業教育體系中的主體之一，也是主要辦學經費來源，另一方面，他們也是吸收這些學員的主力。

不少德國中小企業不僅可以成為百年老店，還愿意親自種樹，靜待花開，這種愿意承擔收益發生在未來風險的驅動力，來自哪里？為什么中國小型企業平均活不過三年，也更喜歡挑現成的人用？

德國著名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在分析德國資本主義興起時，根據職業統計數據發現，商界領袖和資本所有者以及現代企業中的高級技術工人，絕大多數是新教徒，并在著名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指出，新教倫理對資本主義興起的巨大推動作用。

簡單地說，對于這些人來說，認真經營企業和勞動是在履行「天職」。

踐行職業道德、取得事業成功被視為教徒在現世的修行，是履行「天職」的體現，也是敦促他們愿意長遠看待問題，提升競爭力的內在因素。這恐怕也是中國企業難以短期復制而來的精神內核。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在深圳，本土第一家應用技術大學深圳技術大學舉行成立。江蘇省教育、人社部門也發文，符合條件的技師學院將納入高等學校序列，符合條件的高職院校也將增掛技師學院校牌。廣東也已啟動將技師學院納入高等學校序列的行動。

如果部分好的技師學院得以納入高等學校，從通道上逐漸破「人才」與「勞動力」的歷史二元隔閡，要完善社會分配體系，改變未來職業教育格局就不再是水中日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