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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在中國經濟減速的時候，說中國必然成為發達工業化國家和全球創新領頭羊，是要有足夠底氣的。

本文作者文一是美國聯邦儲備銀行（圣路易斯）助理副行長，清華大學經濟系CCB講席任教（2008-2015），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客座教授。他不落窠臼，既不基于西方中心論（和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偏見對中國盲目悲觀，也不基于中國曾是持續幾千年的全球最強大文明這一事實來推斷中國必將重返巔峰。

作者從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入手，歸納歷史上成功實現工業化國家的基本發展規律，剖析了中國崛起為何必將實現的原因。

他說，很多人認為中國經濟奇跡已經基本結束：經濟增長率已經從兩位數降到了7%，甚至更低。中國的股市低迷，人民幣也倍受攻擊。在這樣的背景下，預測中國崛起勢不可擋似乎是過于樂觀了。

但是，這些悲觀論者或許知道如下歷史事實：美國在整個19世紀崛起的過程中發生過15次嚴重的金融危機和一次長達四年的內戰，而且在成功追上英國并成為世界第一制造業強國之后，美國經濟還在1907年和1930年兩次處于崩潰的邊緣。但是美國不僅沒有崩潰，而且還在整個20世紀主宰和引領了全世界在各個領域的發展。】

僅用35年的時間，就從一個貧窮落后的農業大國變成一個令人敬畏的世界頭號工業國和制造業中心，有著14億人口的中國是如何在鴉片戰爭一個半世紀后突然實現這一歷史性轉變的呢？要知道，很多具有更“優越”的社會、經濟和地緣政治條件的小國都一直無法做到這一點。探究這一問題的原因，有很多不同的聲音，其中有兩種頗具代表性，也最有影響力。

一種屬于盲目悲觀派，認為中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的超高速增長不過是政府靠海量投資制造出來的“振興假象”，是靠犧牲環境和人民長遠利益炮制出來的經濟泡沫。

這一泡沫的不可持續性在于，中國缺乏一系列使得西方當年能夠崛起并維持其經濟繁榮和技術創新能力的文化和政治元素，比如民主、人權、言論自由、法制、私有銀行和獨特知識體系，以及完美的市場機制、資本自由流動能力和知識產權保護，等等；因而中國必須靠不斷山寨和剽竊西方技術和商業秘密，以及更多的低效國企投資來維持基本增長和就業。

一旦廉價勞動力用光（即所謂劉易斯拐點到來）和政府債臺高筑，除非能夠實現政治體制向民主制度轉型，完成徹底的金融市場化改革、全面的國企和土地私有化，中國的經濟衰退和社會崩潰將不可避免。

圖一：從公元500年到2014年之間，世界各國累加GDP相對比例變化圖。從左至右、由上到下各個顏色分別代表：非亞洲古文明國家（希臘、埃及、土耳其、伊朗）、中國、印度、日本、俄羅斯、德國、意大利、西班牙、英國、法國、美國。所謂累加GDP，即對于所有列出的國家，其GDP總量必須占全世界GDP總量的70%以上

另一種觀點屬于盲目樂觀派，認為中國的崛起不過是向曾經擁有的上千年輝煌歷史地位的自然回歸。中國曾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文明和最富有的國家之一，這一歷史地位至少從公元前200年保持到公元后1800年，也就是英國工業革命初期（見圖一）。

中國曾創造了無數世界領先的科學技術和經濟奇跡，包括促成文藝復興后西方全面崛起不可或缺的四大發明以及在陶瓷、紡織和煉鐵等方面的領先技術。因此，中國一旦覺醒，回歸它以前燦爛文明的巔峰只是一個時間問題（拿破侖曾形容中國是一頭睡獅，“讓他睡吧，因為當他醒來時，全世界都將為之顫抖”）；而這個時間點已經到來。

但是這兩種觀點都缺乏嚴格的政治經濟學基礎，經不起推敲。它們或是基于西方中心論的偏見，或是基于對歷史的膚淺線性外推。一個不具備創新能力和包容性政治文化的國家如何可能保持35年的超高速增長，迅速從一個貧窮落后的農業大國變成“世界工廠”和全球制造業中心？這一點，資源豐厚的非洲沒有做到，奉行 “華盛頓共識”和“市場萬能”的拉丁美洲沒有做到，甚至工業基礎雄厚并采納了民主制度的俄羅斯和東歐國家也沒有做到。

另一方面，如果燦爛的古代文明能夠預測一個國家的工業化未來，那為什么埃及、印度、希臘和奧斯曼帝國沒有重振昔日雄風，在今日工業強國林立的世界經濟和政治舞臺中心閃亮登場？

本文為中國崛起給出了一個不同的解釋。這個解釋根基于西方當年自地理大發現以來迅速崛起的歷史，根基于英國工業革命的內在政治經濟學邏輯，根基于對中國自洋務運動以來多次工業化失敗原因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借助于這一解釋，我們不但能更好地理解中國經濟奇跡發生的根本原因并更好地預測中國未來國力的走勢，還可以借以分析其他國家工業化成敗的深層次根源，包括第一次工業革命之所以在英國（而不是在其它歐洲國家或當年的中國和印度）發生的“秘密”本身。

近來很多人認為，中國經濟奇跡已經結束：經濟增長率已經從兩位數降到了7%，甚至更低。中國的股市低迷，人民幣也倍受攻擊。在這樣的背景下，預測中國崛起勢不可擋似乎是過于樂觀了。

但是，這些悲觀論者或許知道如下歷史事實：美國在整個19世紀崛起的過程中發生過15次嚴重的金融危機和一次長達四年的內戰，而且在成功追上英國并成為世界第一制造業強國之后，美國經濟還在1907年和1930年兩次處于崩潰的邊緣。但是美國不僅沒有崩潰，而且還在整個20世紀主宰和引領了全世界在各個領域的發展。而這絕不是因為美國具有與世不同的政治制度和價值體系，而是因為它在整個19世紀一百年間全力推行了建國之父漢密爾頓為其制定的正確的重商主義發展戰略。

關于中國崛起的幾個基本事實

35年前，中國的人均收入只有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的三分之一；今天，以工業產值計算，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工業國：中國當前用低于世界6%的水資源和9%的耕地，生產出了接近全世界一半的主要工業品，其中包括粗鋼（美國水平的8倍，世界供給量的50%）、水泥（世界總產量的60%）、煤炭（世界總產量的 50%）、汽車（超過世界總供給量的四分之一）、工業專利申請（美國的1.5倍）。中國還是世界上最大的船舶、高速列車、機器人、隧道、橋梁、高速公路、化纖、機械設備、計算機和手機的生產國。

圖二：從1970年到2013年之間，全球制造業產值最高的5個國家的變化情況（由上至下，依次為中國、美國、日本、德國和俄羅斯）

上世紀70年代初期，也就是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時，中國的制造業與美國相比不值一提；到了80年代，中國的原始鄉村制造業開始繁榮，繼而引爆了一場輕工業革命，使中國的重工業能夠在90年代中后期開始起飛，并從此開始超越一個又一個當代制造業強國；并最終在2010年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工業國。

中國的秘訣

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短短35年，中國是怎么做到這種歷史性超越的？原因很簡單：中國終于找到了工業革命的“秘訣”。

那么，工業革命的秘決到底是什么呢？為什么中國在自鴉片戰爭以后的140間年反復嘗試卻一直沒能發現這個秘訣呢？

發生在英國的工業革命是人類歷史上最重大的社會經濟事件，其重要性甚至可以與人類使用火以及發明農業生產相媲美。

在工業革命前，人類處于自然經濟中，生產僅能滿足自己所需，受到所謂“馬爾薩斯陷阱”的困擾——因為農業社會生產資料和糧食的增長速度總是趕不上人口的增長速度，因此人均生活水平永遠無法提高。這個生存狀態被稱為“馬爾薩斯陷阱”。

但工業革命改變了這一切：從1760年開始，英國人的生活水平開始快速提高，人均收入進入長期上升通道。這首先體現在紡織業的規?；a方式上。由于紡織品的量化生產，過去人類歷史上需要一家人幾年甚至幾十年的手工勞作才能獲得的布匹和衣服，現在由紡織機幾個小時就能完成。因為機械化生產方式使得英國的國民收入和生活水平以及軍事力量經歷了如此快速的增長，世界各國開始努力效仿英國的工業革命以便能夠跟上英國經濟發展的步伐。

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的火車

不過，這種復制英國工業革命的努力在其后二百多年間僅有幾個地區獲得了成功：北歐、西歐、美國、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即韓國、臺灣、香港和新加坡——觀察者網注）。這些工業化地區的人口加在一起僅相當于世界人口10%左右。其實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亞洲的四條小龍經雖然歷了快速的工業化，但其中某些經濟體（例如臺灣）目前的人均收入也僅僅達到美國的一半。

工業革命被全球幾乎所有國家和地區不斷地模仿和嘗試過，為什么只有占世界人口10%的幾個地區取得了成功呢？

目前最流行的關于經濟發展的西方經濟學理論（即新制度經濟學理論）認為，政治制度是關鍵。因為政治制度決定了經濟制度，而經濟制度又決定了生產力發展的速度。

一方面，包容性政治制度（例如民主制度）可以約束精英階層的貪污腐敗和勒索行為，為自由市場、自由貿易、私人產權和法制提供制度保障，從而對民間的財富積累、技術創新和經濟增長提供最基本的激勵。

另一方面，榨取性政治制度（例如封建專制制度）不僅意味著人民缺乏選擇的自由，也意味著私人產權不受保護，法制不健全。這些都澆滅了人們努力工作、積累財富以及發明創造的欲望，其結局一定是全社會的貧困。因此，經濟發展的前提和消滅貧困的手段只能是通過流血或不流血的政治變革來實現民主制度。

上述制度經濟學理論是否真有道理呢？

實際上，此類理論很難在歷史事實面前自圓其說。

首先，哈佛大學經濟史學家貝克爾特（Sven Beckert，2014）指出：“當年的大英帝國，作為第一個開啟工業化的國家，并非是一個后來人們所描繪的自由、開明和廉政的國家。相反，它是一個軍事開銷龐大的、總是處于戰爭狀態的、奉行干涉政策的、高稅收的、債臺高筑的、極端貿易保護主義的官僚集團和強權國家。它也絕對不是一個民主的國家。” (參見作者《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一書第150頁)

其次，目前世界上有大量民主國家處于經濟增長停滯和政府停擺的厄運里：阿富汗、埃及、伊朗、利比亞、巴基斯坦、泰國、突尼斯、烏克蘭等等，此類國家不勝枚舉。再次，有很多施行榨取性制度的國家，其經濟卻頗為強大，例如二戰前的德國和俄國。

政治制度不是決定生產力發展速度的關鍵因素。上圖為偷渡到意大利去的利比亞難民

事實上，制度經濟學理論也解釋不了俄羅斯在施行民主改革和“私有化、市場化”的“休克療法”后為何卻一蹶不振，解釋不了日本在明治維新后快速的工業化，更解釋不了韓國和新加坡在民主制度缺位時卻成功實現了經濟起飛。

另外，在政治制度、私人產權和法制狀況都相同的同一資本主義國家的不同城市和同一城市的不同街區，卻同時存在極端貧困和極端富裕兩種社會經濟狀況，同時存在暴力犯罪和依法守法兩種社會環境。這種同一政治和經濟制度下兩種截然對立的社會現象的共存可以在很多美國城市找到。意大利也是個頗為典型的例子，其南部非常落后，而北部卻很富裕。為什么？

原因在于，無論是冠冕堂皇的制度經濟學理論，還是數學嚴密的新古典經濟學理論，都根本無力解釋二百多年前發生在英國的工業革命。因此，這些流行理論對發生在中國960萬平方公里黃土地上的偉大工業革命也就自然缺乏起碼洞見和理解力，因此一而再、再而三地誤判和低估中國工業化的威力。

中國工業化在歷史上的失誤

目前發生在中國的工業化并非它歷史上的第一次嘗試，而是它過去一百多年里的第四次工業化嘗試。但前三次都沒能成功點火引爆工業革命。

中國第一次向工業化的進發是在1861年到1911年之間，也就是中國在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敗于英國之后。

由于不得不接受西方列強強加的不平等條約，當時的清政府備感羞辱，開始奮發圖強，啟動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現代化項目，以便改造當時非常落后的農業自然經濟。中國的第一支現代化海軍和初步工業體系就是那時建立的。

這場“洋務運動”比日本的明治維新早了整整8年。然而50年后，清政府的努力以失敗告終，政府債臺高筑，國家風雨飄搖，社稷民不聊生，愿景中的工業化強國無影無蹤。反觀日本，晚了近十年的明治維新運動卻使日本在50年后成功實現了工業化。

清政府對中國現代化的無能使得中國社會各階層對“政治改革”的呼聲席卷中華大地，最終導致了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發。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榨取性”封建專制制度，建立了共和制政府，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按照西方體制建立起來的政治制度。

新政府希望通過模仿美國政治制度（包括民主制度和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使中國工業化。當時在中國流行的口號是：“只有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可以救中國”。由知識精英組成的革命者認為，清政府沒能將中國工業化以及中國全方位的落后，都是由于缺乏民主、包容性和多元化政治體制（這正是當代制度經濟學理論的主要觀點）。

但是，辛亥革命約40年后的1949年，中國仍然是地球上最落后的國家之一。中國的第二次工業化努力也因此失敗了。

1949年10月1日，由共產黨領導的工農大眾推翻了國民黨政權，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新生的中國政府希望借助蘇聯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進行第三次工業化嘗試。但是30年努力之后，中國經濟仍然處于“崩潰的邊緣”，四個現代化遙遙無期。

可以說，中國在1978年仍處于馬爾薩斯陷阱，其人均收入和消費水平在世界范圍內來看與第二次鴉片戰爭時相比并無本質性進步。

因此，中國歷史上數次工業化失敗的原因并非是由于缺乏自由市場或私人產權——清朝在17和18世紀時的市場自由度和私有財產保護力度比當時的英國以及整個歐洲還要健全得多（參見《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里提供的參考資料）；這種失敗也不是因為缺乏包容性民主制度——民國時期的政府是如此具有包容性，甚至中共黨員都可以在政府內任職。

相反，恰恰是在計劃經濟時期的三十年間，中國初步建立了一整套相對獨立完善的工業體系，包括國防工業體系，雖然這一體系非常缺乏效率和國際競爭力，并完全靠老百姓勒緊褲腰帶支撐。

第四次工業化嘗試有何不同？

中國的第四次工業化嘗試是由鄧小平親自啟動的。與俄羅斯在90年代初所做的改革不同，中國沒有接受任何西方經濟學理論和政府的建議，而是按照中國的國情采取了一種務實、卑微的態度和一系列漸進、試驗性的經濟改革措施。

而正是這些由一批具有敏銳政治嗅覺的政治家推行的務實的試驗性的漸進改革措施使得中國終于在黑暗摸索中找到了工業革命的秘訣。

此次改革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不放棄黨和中央政府的絕對領導（與俄羅斯和東歐國家相反），在不惜一切代價保持政治穩定的前提下引進和發展市場經濟；

二、聚焦社會底層改革，從農業領域而不是金融領域開始改革試點；

三、鼓勵發展低端制造業來滿足人民大眾的日常生活需求，哪怕是技術水平原始的鄉鎮企業；

四、用工業制成品而非自然資源出口來進行國際貿易，以換取外匯和國外先進工業設備；

五、中央和基層政府大力招商引資和發展地方基礎設施建設；

六、沒有進行大規模私有化，而是長期實施國企與私企同時并存的“雙軌制”，但強化國企的市場競爭力和管理方式的變革；

七、由政府主導產業升級政策，產業升級的順序是從輕工業到重工業、從勞動密集型到資本密集型、從制造業到金融業逐步推進，社會經濟也從高儲蓄率社會向福利社會逐步發展。

表面上看，雖然中國和英國（以及其它老牌歐洲國家當年）的政治體制有著鮮明區別，但是中國的第四次工業化路徑卻與歷史上發生在英國的工業革命（以及其它成功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當年的工業化過程）非常相似，遵循相同的發展政治經濟學邏輯。比如，英國的工業化路徑具有5個基本發展階段：

一、原始工業化階段，開辟國內外統一市場，促進商業交換，鼓勵農村企業以遠距離貿易（而不是自給自足）為生產目的從事全球貿易，因此鄉村手工作坊制造業獲得了幾個世紀的長足發展；

二、利用原始工業化階段創造的統一國內外大市場和商貿網絡開啟第一次工業革命，以勞動密集型工廠規模化生產輕工業消費品（主要是紡織品），滿足日夜增長的國內外市場需求；

三、利用第一次工業革命創造的對能源、動力以及交通基礎設施(“工業三位一體”)的巨大市場需求啟動“工業三位一體”的技術升級，克服能源-動力-交通瓶頸，降低交易成本，拓寬和深化市場；

四、利用“工業三位一體”技術升級帶來的紅利和契機，開啟第二次工業革命（即重工業革命），其典型特征是對規?；a所用的生產工具和中間產品本身實現規?；a，如鋼鐵、道路和機械設備（包括農業機械設備），另外還有大規模信用體系的建立；

五、進入福利國家階段，包括經濟福利（如現代服務業、失業保險、基礎醫療服務、義務教育以及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和政治福利（如民主制度、人權、廢除死刑、同性婚姻合法化等）；

在這樣的發展路徑中，政治制度是內生的，是根據初始國情、社會穩定和工業化的需要而不斷改進的；因此，民主和包容性政治制度是工業革命的結果而非原因。民主制度只有在實現了工業化的社會才能正常運作并對社會起到穩定器的作用，否則只會成為社會動亂的加速器。

而沒有政治穩定，統一的大市場就不能建立，從而規模化大生產也無法盈利。因此幾乎所有成功實現工業化的經濟體都曾是在首先確保政治穩定和國家主權完整以及社會安全的絕對前提條件下，不約而同地走過了上述幾個發展階段，無論其政體是君主制還是共和制。

下面是幾個典型例證。

英國的工業化路徑【每個國家的這五個發展階段并沒有嚴格清晰的時間界限，在歷史上，各個發展階段間互相疊加是正常現象。但毫無疑問的是，高級階段永遠晚于低級階段而出現。

但許多后來的發展中國家急于求成，企圖跳過某些低級階段而直接進入高級階段（比如在沒有開啟和完成農村原始工業化或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情況下，就提前進入第二次工業革命階段和福利社會階段），這是它們工業化失敗的主要原因——原注】：

一、1600-1760：鄉村原始工業化時期。這一時期，農業生產逐步商業化，遍布農村的原生工業在皇室的重商主義政策下全面興起，并在一大批通過全球貿易和奴隸販賣發跡的富有商人的帶領下，通過外包制從事制造業活動。

【外包制是以農村家庭為生產單位的制造業形態，在17和18世紀的西歐農村非常普遍，那些剩余農村勞動力按照商人的指示生產和加工產品，再由商人統一采購并運送到國內外市場上銷售。許多家庭擁有自己的勞動工具，如手搖紡車和織布機，但他們依賴商業資本家提供生產原料來進行生產。他們生產的半成品會由資本家送往其他地方進行進一步加工，而他們生產的成品會被資本家直接送往市場銷售——原注】。

二、1760-1830：第一次工業革命爆發。首次通過原始工業化階段培育的市場條件和商業網絡實現規模化大生產（主要在紡織業，通過木制紡織機和水流動力驅動替代人力）。

三、1830-1850：通過克服以能源-動力-交通運輸系統（工業三位一體）為經濟增長瓶頸的技術革新，加速工業化進程，比如煤炭作為新型能源的大規模使用，鐵路作為交通工具的發展，以及蒸汽機作為動力裝置的大規模應用。

四、1850-1900：利用工業三位一體開辟的更高一級市場條件引爆并完成了第二次工業革命。實現大工業生產所用生產資料和工具本身的大規模生產，如鋼鐵、化工原料、機械設備等。

五、1900年以后：進入福利國家階段，如醫療、教育、失業保險等社會安全網的普遍建立，并在1928年（即第一次工業革命爆發150年之后、第二次工業革命完成以后）才實現全民普選的民主制度。

美國的工業化路徑：

一、1820年之前：農村商業化和以遠距離貿易為目標的原始鄉村制造業在全國各地蓬勃發展。

二、1820-1860：在重商主義強政府主導下通過模仿或剽竊英國技術在紡織業實現第一次工業革命（主要驅動能源為木材和水力）。

三、1830-1870：以第一次工業革命開創的市場條件為支撐，在強政府主導下進入以克服能源-動力-交通運輸工具（工業三位一體）這個經濟增長瓶頸為目標的技術提升階段，如1830年前后全國主要運河修建資金的70%由政府提供，1828-1870之間在政府招標和民間出資的方式下，美國爆發了鐵路建設熱潮。

四、1870-1940：引爆并完成第二次工業革命，實現了鋼鐵、汽車、通訊工具、化工產品、農業機械的大規模生產。

五、1940年至今：二戰后進入福利國家階段。1960年爆發了爭取公民權的全國性運動，1965年實現了普選，1994年通過反暴力侵害婦女法案，2015年通過同性婚姻法（注意，美國目前仍然沒有廢除死刑）。

日本的工業化路徑：

一、1603-1868（江戶時代）：在國內外政治穩定的環境中，從事以貿易為目的的農業生產，鄉村手工制造業獲得全面發展（相當于中國的唐宋時期）。

二、1868-1890（明治時代早期）：在政府主導下開啟并完成以世界貿易為目的的農村原始工業化階段。

三、1890-1920（明治時代中晚期）：在政府主導下引爆以規?；a輕工業品為特征的第一次工業革命。主要發生在紡織工業，依靠進口技術設備生產勞動密集型紡織品并以出口世界市場為目的。

四、1900-1930：在政府主導下克服能源-動力-交通工具的三位一體技術瓶頸和經濟增長瓶頸，以鐵路建設高潮為代表。

五、1920-1941：第二次工業革命發端。

六、1945-1980：第二次工業革命完成，在美國占領下實現民主改革，進入福利社會。

中國的道路

中國將西方及日本幾個世紀的發展進程壓縮到了三十多年，其工業化進程經歷了3個主要階段。

一、1978-1988：原始工業化階段。

大量鄉鎮企業（集體所有制而非私有制）在全國各地萌芽，并呈爆發式增長。在改革開放初期的10年，這類企業起到國民經濟增長引擎和壓艙石的作用。這個期間鄉鎮企業數量增長了12倍，從150萬家增加到1890萬家；其生產總值增長了13.5倍，從占GDP的14%上升到46%。截止到1988年，鄉鎮企業創造就業崗位達1億個左右，農民的平均收入水平增長了12倍。由于生活基本消費品供應出現爆炸性增長，上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告別了長期困擾所有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短缺經濟（中央計劃經濟的典型特征是糧油豬肉等基本食品、布料服裝以及其它生活必需品都限量供應），同時解決了糧食安全問題。8億農民成為這個時期經濟改革最大的受益者。

二、1988-1998：引爆以勞動密集型規模化生產為特征的第一次工業革命。在這一時期，遍布中國城鄉各地的勞動密集型工廠生產了大量輕工產品，都以滿足統一的國內和國際市場為目的，但是高級生產設備主要依靠進口。期間，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的紡織品生產國和出口國，棉花的最大生產國和進口國，以及家具和玩具的最大生產國和出口國。鄉鎮企業繼續高速發展使得雇傭農村剩余勞力數量達到全國農業人口（不包括在外打工的農民）的三成，其產值在1978年至2000年之間平均每年增長28%，連續二十多年平均每三年就翻一番。

三、1998年至今：政府利用第一次工業革命創造的巨大市場需求和社會儲蓄克服以能源-動力-交通運輸為瓶頸的工業三位一體缺失，并由此引爆了第二次工業革命。這一階段的特點是對設備、工業原料、零部件等生產工具和資料的規模化大生產。受到中間產品、機械設備和交通工具等產品的國內市場快速擴張的刺激，煤炭、鋼鐵、水泥、化纖、機械工具、高速公路、橋梁、隧道、船舶等的生產、消費和技術創新迎來了一個高峰。

在這一時期，共有260萬英里（約合416萬公里——觀察者網注）公路建成通車，其中包括7萬英里（約合11.2萬公里——觀察者網注）高速公路，這一數字比歷史上美國工業化同期新建高速公路里程多出46%。在中國30個省中有28個省建成了高速鐵路，高速鐵路總通車里程達到1萬英里（約合1.6萬公里——觀察者網注），比全世界其余地區高速鐵路總里程還要多出一半。

四、目前中國已經處于完成第二次工業革命的下半段，其產業升級正處于由中端往高端進發的沖刺階段。

所有處于這個階段的國家的特點都是技術創新開始大規模爆發，政府也向工業界發出了進軍號令。這相當于美國19世紀末期和20世紀初期的時間點，當時美國不僅已經在工業品生產規模上超越英國成為全球最大制造業中心，而且開始在工業技術上逐漸領先成為全球創新基地，涌現出了諸如愛迪生這樣的發明家和卡內基、福特、摩根、洛克菲、和范德比爾特這樣的工業巨頭。

而美國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些，不是因為它的政治體制比英國優越，而是因為它的政府（比如通過南北戰爭，收復得克薩斯州、加利福利亞和夏威夷群島，以及修建跨洋鐵路網等等）為這個國家創造了比大英帝國還要大幾十倍的國內外統一大市場。

正是這個巨大的市場為美國培育了一大批工業巨頭，縱然它沒有產生過牛頓和達爾文這樣的科學巨匠，和康德與黑格爾這樣的哲學大師。

中國的快速工業化是“市場主義”的勝利嗎？

中國迅速工業化的成就是否可以被理解為奉行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和“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勝利呢？答案是否定的，雖然市場因素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肯定市場作用的原因很簡單：鄧小平的改革使中國接受了市場經濟作為資源配置的一個關鍵因素。市場迫使參與者互相競爭，刺激生產商提高管理和技術水平，讓達爾文“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創造性破壞力去自然淘汰掉那些效率低下的國企和私企。

但否定“市場主義”的原因卻是最容易被忽視的，卻又是對一個國家的工業化能否成功至關重要的。

第一，除非存在人們間的社會信任，讓那些封閉、獨立、無序、未受教育的農民自己去創建企業，從事基于勞動分工原理的規模化生產和遠距離銷售活動，其組織成本是高不可攀的。

第二，為了使建立于勞動分工基礎上的規模化大生產有利可圖，必須首先創造一個統一的國內市場和世界市場。

但是規模化大市場是一個“公共品”，其創建的社會成本非常高昂，沒有任何勞動者個體或單個企業甚至一個產業有此能力和意愿去提供這個公共品；因而必須由某種統一的意志和社會力量（比如國家和政府）出面去組織和協調大市場的創造和建立。

第三，為了使得市場能夠有效、安全運行，必須存在必要的相當復雜精致的國家監管機制，防止欺詐等不誠信行為。而這個監管的成本尤其高昂。沒有監管，以追求個人利益為目標的市場力量和貪婪一定會摧毀市場經濟本身（俄羅斯改革失敗就是最好證明）。

正是上述三種高昂成本阻礙了規模化制造業和大型企業在眾多農業社會和發展中國家的形成和發育，尤其是那些采納了放任自流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政策的國家和在工業化完成之前就嘗試西式民主制度的國家。這也就解釋了，雖然私人產權保護制度和民主體制都已就位，但歷史上的清政府和中華民國政府并沒能在19世紀和20世紀上半葉引爆中國的工業革命。

一個國家貧窮的原因，就在于它沒有能力規?；a各種消費品以及各種生產資料和工具。而消費品的規?；笊a又需要龐大的市場和商業物流網來支撐，以便使規?；笊a有利可圖。

注意，市場機制與產權結構沒有必然聯系。私有產權可以從事市場競爭，集體和國有產權也可以從事市場競爭。在決定國家利益走向的關鍵階段，國有產權比私有產權更有利于國家安全和經濟發展，這是為什么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來臨時美國政府毅然決然地國有化了重大能源、通訊和基礎設施產業。

但是引爆工業革命所需的規?；澜缡袌鲇质侨绾潍@得呢？早期的歐洲列強采取重商主義政策（重商主義應該被理解為重視商業和制造業出口，而非單純的貿易保護主義），它們采用武裝貿易，利用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奴隸販賣來開拓和創立壟斷性的全球市場。

值得一提的是，數代英國皇室和由她們引領的半國營的大型企業（如著名的東印度公司）為自己的國家在16至18世紀創造了世界上最大的紡織品市場、棉花供應鏈和貿易網絡——這才是引爆英國第一次工業革命的秘訣（而不是制度經濟學家們所謳歌的君主立憲制和“光榮革命”）。

其它老牌資本主義國家采納英國式的、由強政府引領的重商主義發展戰略培育了自己的商人階層并創造了自己的世界市場，從而如法炮制了自己的工業革命，比如美國、法國、德國、俄國和亞洲的日本。

但是時至今日，發展中國家不再擁有這樣的“特權”和幾百年的時間來培育強大的商人群體并利用他們創造規模足夠大的世界市場。因此，在當今的文明時代，政府（尤其是基層政府）在市場開拓和幫助農民組織企業方面必須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此，目前正在中國爆發和展開的工業革命也并非僅僅是不斷采納新技術的結果，而是在一個能力卓越的重商主義政府帶領下不斷為其制造業創造和開拓國內外市場的直接結果。

這一市場開拓的過程沒有重復歷史上西方列強侵略、奴役、殖民其他民族的老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對戰后世界秩序做出了新的偉大貢獻，也從中獲益匪淺。這一秩序原先是由所有發展中國家、各殖民地獨立運動以及各工業強國，尤其是美國，共同創立的——原注】。

“秘訣”在于工業化的順序

民主與自由放任的政策并不能自動創造出全球市場。這需要國家力量的介入、正確發展戰略的執行以及合理產業政策的實施。所謂“自由市場”，其實并不自由也不免費，而是需要付出極其高昂的社會代價的。

由上面各國工業化所經階段我們可以看出，產業市場的發育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從農業、手工業自然經濟到原始工業化階段再到第一次工業革命等等逐一出現）。

無論一個國家多晚開始這一進程，它都必須重復其他已工業化國家歷史上曾經歷過的各個基本階段?！境晒Φ墓I化必須經歷特定的各個階段，關于這一論斷的理論框架可以在我的新書《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英文版書名為《一個超級經濟強國的誕生——中國快速工業化秘訣解析》（The Making of an Economic Superpower: Unlocking China's Secret of Rapid Industrialization）中找到——原注】

這就像學習數學。經過數千年的發展和積累，人類循序漸進地建立了數學知識體系：從數字到算數，再到代數和微積分。雖然目前微積分已經在大學一年級就開始學習了，但沒有人可以打亂這一數學演化的規律和順序，不學習加減法和代數就直接跳到微積分。

一個從未學過算數的6歲孩子不應該學習微積分，而是應該像人類祖先那樣借助手指先學習數數，然后學習加減法乘除，然后學習代數，最后才學習微積分，重復整個人類從前所做的那樣，只不過以更短的時間和更快的速度。

與之形成對比的是，現代經濟理論卻教導窮國要“大躍進”式地實現工業化，或直接以資本密集型產業（如化工、鋼鐵和汽車制造業）來啟動工業化進程，或首先建立現代金融體系（如允許浮動匯率制、國際資本自由流動、國有資產和自然資源的完全私有化），或干脆立即確立現代政治制度（如建立民主政體和實現普選）。

但是這種理論把經濟發展的因果關系顛倒了，與歷史上成功實現工業化的國家的步驟是相違背的，因此帶來了政治不穩定、發展停滯、甚至無休止的金融和財政危機。早熟的民主制度在非洲、拉美、東南亞和中東地區已經扭曲變形了，并成為社會躁動不安和貧窮與國民收入陷阱的根源。

中國所面臨的挑戰

中國已經是一個成功開啟了工業革命的國家，目前正在以前無古人的速度向完成第二次工業革命進軍。而且中國用35年的時間走過了西方用350年才走過的道路，因此也必然積累了西方工業化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和和消極因素：比如猖獗的腐敗、有組織的犯罪、前所未見的環境污染、迅速升高的離婚率和自殺率、大面積的商業欺詐與丑聞、充斥著假冒偽劣產品的市場、大面積的資產泡沫、迅速擴大的收入差距、階級歧視、頻繁的工業生產安全事故，等等。

而且挑戰遠不止如此，中國還有很多短板：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對醫療和教育領域進行進一步改革、完成城市化進程和農業現代化、建立現代金融基礎設施（financial infrastructure，指金融運行的硬件設施和制度安排，主要包括支付體系、法律環境、公司治理、會計準則、信用環境、反洗錢以及由金融監管、中央銀行最后貸款人職能、投資者保護制度組成的金融安全網等內容——觀察者網注）和現代法制體系。

盡管存在上述一系列嚴峻挑戰，只要中國能夠堅定不移地沿著自己的發展戰略和工業化順序完成產業升級，維持政治穩定、國家安全和社會安寧，那些一大堆問題只不過是“成長的煩惱”，完全構不成像非洲、拉美、東南亞和中東很多發展中國家所陷入的貧窮和中等收入陷阱那樣的結構性頑疾和威脅。

結論

從15世紀開始，推崇市場開拓和技術進步的“資本主義精神”超越意識形態、宗教信仰、語言文化和民族的隔閡，促使世界各地的人們跨越海洋“握手交易”。正是這一精神創造了現代工業文明，并將繼續改變這個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半個世紀，美國實施了人類歷史上最成功的雙贏國家戰略：它不但重建了歐洲和日本，帶動了很多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還把所有這些國家都在經濟上捆綁在一起。

如今，中國似乎接過了美國手中的旗幟并把它發揚光大，開啟著未來全球新的貿易格局：中國正在以比美國大四倍的國內市場和經濟潛力尋求雙贏的全球發展戰略、進行全球基礎設施建設（比如“一帶一路”），這一戰略超越了意識形態、宗教信仰、語言文化、政治制度和民族界限。

中國的和平崛起因此為更多發展中國家提供了黃金機會。但是，這些國家能從中國的發展中獲益多少，還要取決于他們各自的政治眼光、國家發展戰略以及產業政策。

21世紀，將是中國的世紀，這個時代將由中國塑造，地球上的每一角落都將受其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