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科生“逃離”后 中國1900萬用工缺口怎么填？
http://www.199rrr.com 2020-12-22 15:45 來源：中國經營網 李丹
職高3年，數控專業，本科4年，機電教育師范專業。畢業后，方輝從事起與所學專業完全無關的工作。
“在沒有判斷能力的時候走錯一步，結果硬生生耗費了7年。”回憶過往，方輝用上了“厭惡、反感、覺得被異化”這樣的詞匯。確切來說，他所厭惡的不是專業本身，而是學習氛圍和環境。
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重點領域的技能型人才缺口將超過1900萬，且該數據在2025年將接近3000萬。而與用工缺口擴大相對應的，是職教畢業生正在逃離所學專業的現狀。
無論是大國工匠，抑或是工業4.0，職業教育都曾被譽為“立國家競爭力于不敗之地的‘秘密武器’”。如此前景，為何人才不濟？當職教畢業生以跨行業就業、專升本的形式“出走”后，中國的用工缺口又當如何填？
逃離
2018年，小雯以高出藝術一段線10分的成績考入江西某專科院校。
“這所學校在我們那兒（浙江）的招生分數線比較高，我還以為是一所好學校。”之后，小雯了解到，本地學生“文化課考300分就能進”。
小雯學的室內設計專業。在她的構想中，課程設計會以實操為主，“起碼會有老師帶我們去實地量房”，但實際情況與構想有所出入。課堂上，老師們以“念書、讀理論”為主，課下，學生的作業也很少得到指導，“尤其是這一學期，可能快畢業了，他們（老師）對我們就更不上心了”。
小雯告訴筆者，專業能力上，老師們都很厲害，但就是不會教學生。“當然，可能也因為專科的學生不太認真聽講，我們班上課就沒幾個人聽的。”
“生源質量不過關，教育質量跟不上，惡性循環。”專科畢業后，林鵬這樣總結自己三年的學習生涯。2016年，林鵬因高考分數偏低而進入當地一所專科院校。他告訴筆者，班里僅極少數學生認真學習，大部分“過完一天算一天”，反倒是“3+2上來（中專院校與大專院校聯合辦學）”的同學更努力，“可能他們更想擺脫這種得過且過的氛圍吧”。
方輝算是力圖“擺脫所處環境”的一員。但他后來發現，“有些負面認知會一直反映在學習和自我建構上”。
為了擺脫職高氛圍，方輝積極參加省農機具維修大賽，努力備考學習一年，以浙江省機械專業第37名的成績考入浙江師范大學本科。但入學后，同一專業下，三校生（中專、職校、技校學生）本科生和普高本科生實行分班教學。
“大學四年的氛圍其實和職高差不多，”方輝告訴筆者，大家會不自主地給自己貼上“三校生”的標簽，以此來合理化“放棄一些教育資源”的行為，如放棄考研晉升機會、放棄本學院的出國交換名額等。在方輝看來，這種放棄，既因為對自身要求不高，也因為自卑。當然，后者所占比例更大。
畢業后，方輝找了一份與機械專業完全無關的工作。林鵬的同屆同學中，一部分回家接受了家里安排的工作，另一部分則從事著諸如銷售類的工作。小雯今年畢業，“做設計的，要么創新能力極強，要么學歷高”，她認識的很多學姐都沒有從事本專業相關工作。
田林從事職業教育教學工作已16年有余，他告訴筆者，學生們畢業后的出路很多，當兵、創業、找其他工作的都有，但從事本專業相關崗位的不多。
有了更好的，誰要更“差”的？
2019年，國務院印發《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又稱“職教二十條”）。該方案指出，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是兩種不同類型的教育，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兩者不是上下級關系”。
但在就業市場上，不少專科生仍面臨困境。2016年，李立入學浙江農業商貿職業學院，會計專業。畢業后，“工作選擇余地非常小”，他準備先去事業單位做合同工。林鵬則告訴筆者，由于心儀的企業要求“本碩起步”，學校對口公司“錢少事多”，他只得只身一人去到一線城市闖蕩，邊工作邊通過函授本科彌補學歷硬傷。
“‘歧視’專科這個表述不太貼切，更準確的說法是，有了更好的，誰要更差的。”在田林看來，企業傾向于高學歷，更像是規避風險。而專科和本科之所以被放在同一個天平上進行比較，則是因為兩者的教學內容存在重合，“職業教育某種程度上像低配版的本科教育”。
為了擺脫“專科”二字帶來的求職困境，專升本一直是不少專科畢業生的選擇。李立告訴筆者，“專升本看起來并不難”，班里十幾個同學里，“參加的都考上了”。而“專升本”也曾引發不少對職業教育意義的質疑。
“外界對職業教育評價不高，這不只是教育或教學的問題，還是社會問題。”田林告訴筆者，盡管他沒做過系統性調查，但據他所知，“情況并不算樂觀”。
“職業教育當下的‘地位’并非‘從來如此’的自然結果，而是一系列悄無聲息的社會變化的產物。”去年夏天高考剛結束，博士生趙樂曾和朋友們探討過教育分流問題，“我發現大家對職業教育都不是很了解，就專門研究了一下”。
通過梳理文獻，趙樂發現，一般觀點普遍將“職業教育在我國的衰退”歸因于1999年開始的高校招生規模擴大。研究者普遍認為，從某種程度上看，大學本科招生量的增加不僅壓縮了高等專科教育的生源，同時還進一步在中等教育層面擠壓了職業教育的發展空間，“從下游逆向影響整個職業教育體系”。
“但將教育系統納入更廣泛的國民經濟體系中去理解，就會發現，職業教育的衰退和國企下崗潮的時間高度重合。”趙樂告訴筆者。
不久前，北京文科狀元熊軒昂的一段采訪視頻曾引發網友對階層固化的關注和討論。更早些時候，南京大學社會學院方長春曾在《家庭背景與教育分流：教育分流過程中的非學業性因素分析》一文中指出，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父母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子女升入職高的幾率下降約4%。
而職教困境在當前的直接體現之一則是用工缺口。根據教育部、工信部聯合發布的《制造業人才發展規劃指南》，制造業十大重點領域人才缺口在2020年將超過1900萬，且這一數據在2025年將接近3000萬。
“有人可能會說，‘用工缺口’和我有什么關系，學習不好的孩子才會去職校。”在馬川教育趙博士看來，該觀點才是造成我國職業技術人才短缺的主要原因之一，而短缺將“直接影響我國未來幾十年的競爭力”。
公平與熱愛
“當下需要回答的是兩個問題：什么現實原因導致職業教育困境和用工缺口？有什么解決方法？”
“學校和社會的脫節問題，我上大學時就聽老師在說，現在我們還在討論，恐怕會繼續討論很久。”在田林看來，企業最直接的目的是“找個‘零件’讓‘機器’跑起來，跑好點，跑快點”。而學校不僅要考慮技能培訓，還要考慮學生知識體系、思維方式的培養，兩者重點不同，容易出現脫節。
“制造企業生存周期短，中小企業對（高級）技術人才需求不旺等因素都是原因。”趙博士告訴筆者，有些地方政府已經意識到問題，正在準備興建技術學校，甚至“直接買斷德國的高級技術學校”，以此改變人才困境狀況。
但趙博士也坦言，我國職業教育的運營環境與國外有所不同，“很多德國的中小企業都有教育資質，愿意用很長時間培養技術人才”。而我國還未建立起大量高附加值技術產業，沒有足夠的利潤支撐技術人才培養。
為此，去年公布的職業教育“雙高計劃”曾提出將五年作為一個支持周期，每年投入20余億用于教學改革、教師隊伍建設等方面。
聚焦教學層面本身，多位專科生均向筆者表達過對院校“重理論輕實踐”的微詞。某種程度上，專科教育是“低配版”的本科教育，老師們更多是在“口頭”教學，而非“手把手”帶學生試錯。
王霖目前是一所國家示范性職業技術院校的老師，在做老師之前，他有7年的企業工程實戰經驗。“網上有不少人建議‘應屆畢業生不要去高職院校任教’，說是‘影響他們的人生觀’。”王霖告訴筆者，他也建議應屆生不要直接去高職院校，“他們沒有工作經驗，教不好學生”。
在王霖看來，從職業院校老師“入手”，不失為緩解“脫節”問題的有效途徑。職校老師起碼應該保證“在自己所在的專業領域，其自身技術水平能跟上企業的發展步伐”，“不要求引領技術發展，但至少要保證不落后”。
而針對圍繞職業教育展開的“單軌”“分軌”制討論，趙樂告訴筆者，一定程度上，教育公平程度并不在教育系統內部，而是由整個市場經濟網絡中的就業環境和薪酬分配體系支撐。
“職業教育每年入學多少人、畢業多少人，這個數量本身沒有太大意義，也無法解決人才缺口問題。”畢業后李立曾反思過自己的學習生涯。他告訴筆者，只有當有人主動選擇職業教育，有更多人在職業教育中學到扎實的技能，當職業教育的學生熱愛自己職業的時候，才能解決人才缺口的問題。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方輝、小雯、林鵬、趙樂、李立、王霖、田林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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