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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在現行的高校科研體制下，若一個科學家欲將某一技術進行產業化開發且從中擁有個人產權，那么，產業做得越大，他的犯罪幾率就越高且犯罪金額越大。

檢察官提審褚健，問，“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嗎？”答，“不知道。”曰，“如果不是坐在這里，今天是你的中國工程院院士答辯日。”

當褚健夫人以極憔悴和細弱的聲音，對我講述這個細節時，旁聽者均凄切默然。

整整一年前的 2013 年 10 月 19 日，浙江大學副校長、科學家褚健突然被拘捕，一些媒體迅速做出報道，褚健被指控的罪名有四大宗：掌管浙江大學校辦企業 8 年之久貪污國有資產數億元、向國外轉移巨額資產、亂搞男女關系、在 2003 年的中控公司產權清晰化過程中侵吞國有資產。

今年 8 月 24 日，浙江省檢察院反貪局完成偵查后制作了起訴意見書向律師送達，并將案件正式移送湖州市檢察院審查起訴，在該起訴意見書中，前三項均無涉及。其罪責聚焦于 2003 年的中控產權清晰事件，對此，我在今年 1 月的一篇專欄里曾評論過它的制度性緣由。起訴意見書中，最主要的起訴內容與此有關，其犯罪涉及金額高達 7000 多萬元，這足以置褚健于萬劫不復之地。

特別要提及的是，在十個多月的時間里，中紀委巡視組、浙江省檢察院、審計總署以及教育部等四個機構對褚健任副校長期間的經濟行為進行了多輪審計，均證明他無貪腐行為或私德問題——在此，先要恭喜浙江大學，它至少有一位清白的副校長，另外那些言之灼灼的媒體或舉報人似乎也應該對褚副校長說一聲“對不起”。

褚健在浙江大學演講

在褚健被拘的大半年里，發生了這些援助性行動——

4 月，四位信息安全相關領域的工程院院士聯名給中央寫信，為褚健事件陳情；

4 月到 7 月間，原全國政協領導及國務院參事室專家向高層多次反映情況；

8 月下旬，褚健家屬和律師向檢察機關提交了一份“取保候審的申請”，800 多位浙大教授及中控公司員工簽名愿意為褚健作保，其中包括現任學院院長、退休的黨委副書記、副校長以及工程院院士等人；

9 月，近十位法律界、經濟界學者在杭州就褚健事件涉及的一些共性問題進行專題研討會；

最近幾天，我細讀了起訴意見書、專家陳情書等材料，請教了一些熟悉中控業務的人士以及董事會成員、當事律師等人，對案件的來龍去脈有了更多的了解，內心感觸也是越來越多。

先說褚健被拘對國家的科研損失。

褚健的最新研究領域是控制系統的信息安全，在實驗室狀態下，他和他的團隊已經完成了如下試驗：在遠距離遙控下，無人駕駛的轎車可以任意被加速、熄火、換擋和啟動；模擬攻擊并摧毀裝備了現有市場主流工業控制系統的城市軌道交通和自來水廠等城市公共設施的實驗；模擬對電廠、電網、油氣管道等進行遙控定點控制或破壞，以證明該些系統存在真實的被攻擊風險，而發達國家卻掌握這種攻擊的技術。

用通俗的話說，褚健研究的是信息化時代的“后門技術”，事關國家軍事及重大產業安全，他是中國在這一領域無可爭議的“第一人”，中控是“我國唯一可以與美國抗衡的自主知識產權的國家工業控制系統信息安全領域的高科技企業”。據有關院士計算，因中控的出現，在過去幾年里將國外進入的產品價格降低到原來的三分之一，為國家節約起碼 400 億元設備引進投資。在過去一年里，失去了靈魂人物的中控等多家關聯公司，或受干擾或被資產掠奪，現狀令人扼腕。褚健一旦下獄，有關產研水平勢將倒退。

再說褚健事件的法律問題。

檢察院的起訴意見書中頗多褚健貪污、挪用國家資產的事實，且金額驚人，然而，一項一項細細推研，卻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比如，1990 年代初，褚健創建的中控公司是浙大工程中心下屬的校辦企業，工程中心當時設立中控的時候，出過出資證明，證明公司有多少錢，但實際上并沒有出錢。也就是說，褚建是白手起家，拿了一張批文去成立公司；

再比如，1997 年，浙大為了謀求上市，將中控等三家校辦企業重組為浙大海納，其后多年，拼湊而成的海納一路坎坷，經歷控股權轉讓、分拆獨立等多次波動，而其中，唯中控系一脈堅持研發產品替代進口產品并最終占領國內市場，可是，褚健卻因產權更迭中的“不規范行為”而獲罪；

又比如，起訴書中指控中控有三筆股權轉讓系褚健以“騙取”的方式低價把相應股權轉讓給自己實際控制的公司。而據海納的法律顧問、獨立董事等人的回憶，在當年的董事會上，幾乎所有董事都認為褚健即將投入的研發項目“產業不行、投入高、成本大、風險大”——而這不正是科學闖關的基本特性嗎？——因此由股東會、董事會決議并作出書面決定而完成轉讓；

還比如，中控在 2002 年的賬面利潤為 834 萬，檢察院據此加權推算褚健貪污 6000 多萬元，然而，若分項來看，這一年國家給予的科研補貼收入就有 858 萬，中控的營業性凈利潤只有 15 萬，律師的觀點是：“用后面的收益來算前面的部分，檢察院取了高值來定罪，不是按照其凈利潤來評估。”

最讓人難以理解的一項是，褚健于 2005 年出任浙大副校長，他在此時將所持中控股份退出，而讓 100 多位核心員工持股并享受分紅，期間，“很多員工沒有掏錢，或掏了很少的錢”。而在檢察院的起訴書中，那些沒有出錢而獲得股份的員工，大多被認定為“替褚健代持”。

上述所列的種種“比如”，都是褚健案中頗可討論的地方，其中涉及體制內創業、科研經費使用、科研人員知識產權認定以及科技型企業股權合法轉讓等多個課題，可以相信的是，褚健的遭遇有非常大的典型性，幾乎所有在高校內從事產學研工作的人都有極強烈的共鳴，這也是為什么褚案受到廣泛關注的原因所在。

褚健（左一）曾接待國家領導人視察企業

多年以來，國家在科技成果的產業化開發上一直給予了很大的扶持力度，然而，在制度層面上卻始終有著種種的漏洞。很多人問，中國有那么多的高校，有那么多的優秀科學家，可是為什么出不了一個硅谷？其最大的區別恐怕正在于：硅谷形成了人才—高校—資本-公司的生態型環境，在這一生態鏈中所有的資源配置都是建立在成熟、公開的法治土壤之上，而在中國，卻往往因制度建設的滯后而導致了創新的阻礙及人才的涌現。

在 8 月，我受邀參加了在杭州舉辦的那場專題討論會，與會者中包括了浙大的兩任經濟學院院長、法學院教授和著名法律人，大家共同的感慨是，在現有的法律框架中，褚健的行為確有瑕疵，但在很大程度上卻是“懷璧之罪”。

由此，似乎存在著一個“褚健困境”：在現行的高校科研體制下，若一個科學家欲將某一技術進行產業化開發且從中擁有個人產權，那么，產業做得越大，他的犯罪幾率就越高且犯罪金額越大。

失去自由長達一年的褚健，在看到起訴意見書后寫了一篇申辯文，他寫道：“我的前半生，傾盡心血為國家教育事業、科技事業和國家安全核心技術研發而奮斗，得到了國家和師生的公認。我的后半生，愿將個人生死榮辱置之度外，為反腐倡廉而奮斗，為維護司法公正而奮斗，為維護反腐環境的風清氣正而奮斗，為維護科技工作者安全安心的創新研究環境而奮斗，為揭露敵對勢力勾結腐敗分子打擊我國核心技術和企業的陰謀而奮斗……我身患多種疾病，手無縛雞之力的一介書生，遭受著非人道對待和巨大身心摧殘，‘人為刀俎，我為魚肉’，隨時可能發生各種不測，已命懸一線。”

這真是一段無盡辛酸的陳詞。

真希望褚教授的后半生仍然能夠“傾盡心血為國家教育事業、科技事業和國家安全核心技術研發而奮斗”，而不需要為其他的什么而“奮斗”。中國科學家與硅谷科學家相比，最悲哀的正是，我們需要“奮斗”的東西實在太多了。

“科學之外，干卿底事!”

（財經網）

褚健簡介

褚健是中國控制系統工程領域的頂級專家。曾兩次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一次獲得國家技術發明二等獎。

在被立案調查之前，這位國家“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的首批特聘教授已經進入2013年中國工程院院士的第一輪候選人名單。

公開資料顯示，1978年，15歲的褚健順利考入原浙江大學化工系工業自動化專業。

1986年，碩士畢業的褚健趕上了化工生產過程自動化及儀表專業(以下簡稱“化自專業”)與日本京都大學的首屆博士聯合培養課程，成為浙大化自專業中日聯合培養第一人。

1992年，29歲的褚健成為國內高校第一個工程中心——工業自動化國家工程研究中心的副主任。次年，年僅30歲的褚健成為浙大的正教授。

1999年，褚健先是成為了國家“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的首批特聘教授，隨后又成為浙江大學先進控制研究所(現浙江大學智能系統與控制研究所)所長，工業控制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

除學術上的成就外，褚健還參與創建并曾擔任總裁的中控科技集團，在自動化行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1993年，浙江大學工業自動化國家工程研究中心創建了中控科技的前身——浙江大學工業自動化公司，褚健是創始人之一。如今，中控集團擁有4000多員工，2012年的產值超過30億元，并制定了國內自動化行業的第一個國際標準。

褚健還曾擔任過浙江省第十一次黨代會代表，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